对《破解中国消费不足论的迷思》一文的商榷意见投资率由偏高 → 过高 → 进一步过高，以及消费率由偏低 → 过低 → 进一步过低的格局，使得各个时期的即期消费在不同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而且由于投资率高，在经济的比例和效益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使得长期消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所以，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根本标尺来衡量，可以认为建国后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的问题。

汪海波

    笔者在 《关于我国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若干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拙文）中，对“迷思论”进行了评论。这里主要从认识论的视角对“迷思论”再做一些分析，以就教于学界的同仁（包括提出“迷思论”的作者）。

    一、要从中国客观存在的整体事实出发，而不能以局部事实甚至不可靠的数据测算为依据

    1．不能忽视中国在这方面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从而导致包括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特别是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研究问题必须从客观存在的整体事实出发。正是基于这一点，拙文依据建国后60多年系统的统计资料分析做出结论：纵观新中国建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历史，可以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总的特点：投资率由略有偏高走向过高，再进一步走向过高；与此相对应，消费率由略有偏低走向过低，再进一步走向过低。
    （1）作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1953—1957年，其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24．7％和75．6％，基本合适，前者略有偏高，后者略有偏低。（2）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的1958—1978年，其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30．6％和68．9％，前者走向过高，后者走向过低。 （3）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1979—2011年，其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 38．6％和59．5％，前者进一步走向过高，后者进一步走向过低。
    这些数据表明：第一个时期的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只比1952年分别上升了2．5个百分点和下降了3．3个百分点；第二个时期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比第一个时期上升了5．9个百分点和下降了6．7个百分点；第三个时期年均投资率和消费率比第二个时期又分别以更大幅度上升了8个百分点和下降了9．4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到以下两种情况，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上述总特点：第一，这三个时期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在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依次为 64．7％和 35．3％、78．6％和 21．4％、87．4％和12．6％。这些数据表明：第二个时期实际形成的固定资本在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占比比第一个时期要大13．9个百分点；第三个时期又比第二个时期大8．8个百分点。第二，这三个时期年均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依次为83．2％和16．8％、82．9％和17．1％、76．2％和23．8％。可见，第二个时期居民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比第一个时期要少0．3个百分点，而第三个时期比第二个时期又少6．7个百分点。因此，从这两种情况看，我国长期存在的投资率（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投资率中的占比）过高和消费率 （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在消费率中的占比）过低的情况更为严重。
    但这还只是从投资率和消费率本身的变化来说明我国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的状况。当然，从直观的意义上讲，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但并没有全面的甚至没有从根本上说明这一点。问题在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唯物辩证法揭示的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当然，也要区分其中的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特别是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联系。正是基于这一点，拙文还从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的适度平稳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是否有利于促进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否有利于防患财政和金融风险、是否有利于有效反对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这10个方面，揭示了我国长期存在的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在这些方面在不同程度造成的不良后果（其中有些方面是很严重的）。
    这里只拟再强调并进一步阐述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本点，即不利于充分地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这方面，我国建国后60多年也经历了三个阶段：（1）1953—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分别为9．2％、5．0％和4．5％；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之比 （以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速为1，下同）为2．04∶1，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之比为1．11∶1。 （2）1958—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分别为5．4％、2．8％和1．7％；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之比为3．18∶1，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之比为1．65∶1。 （3）1979—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分别为9．9％、7．8％和7．5％；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之比为1．32∶1，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之比为1．04∶1。
    上述情况表明：第一，这三个时期的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速都在不同程度上不仅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而且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三个时期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的问题。第二，就这三个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的差距相比较而言，第二个时期最大，第一个时期较小，第三个时期更小。从这方面来看，在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方面，第三个时期做得最好，第一个时期也比较好，第二个时期最差。第三，这里需要着重提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第三个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的差距虽然比前两个时期要小，但是在前两个时期这方面已经积累了26年的差距的基础上发生的；二是第一个时期这方面的差距只积累了5年，第二个时期积累了21年，而第三个时期则积累了33年。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第三个时期我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比前两个时期还要严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形成了前述的投资率由偏高 → 过高 → 进一步过高，以及消费率由偏低 → 过低 → 进一步过低的格局。
    正是上述情况，不仅使得各个时期的即期消费在不同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而且由于投资率高，在经济的比例和效益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使得长期消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所以，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根本标尺来衡量，可以认为建国后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的问题。
    按照现代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里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第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限于物质文明方面，也不仅限于精神文明方面，还要包括生态文明方面。但相对物质文明的提高来说，精神文明的提高是滞后的；相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来说，在生态文明方面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而这一点又正是由于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从而导致包括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特别是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诚然，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环境治理，并已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和环境的恶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第二，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应该包括当代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三方面生活的改善，而且要为后代人在这三方面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但又是由于上述原因，在这些方面，特别是其中的生态文明方面造成了众多不良后果。当前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农民和农民工及其后代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