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大势

■刘树成

　　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对其上下限下移的把握可以不对称。
　　我们曾根据我国1978年—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计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区间，即上限为12％，下限为8％。现在，当我们考虑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情况时，并非上限、下限都要同时下移。在最近一段期间，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其上限下移2个百分点，即降为10％以内，而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往往容易冲出10％。实践表明，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现在，从资源、能源、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的情况出发，我们首先应该把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把握在10％以内比较妥当。
　　多年来的实践还表明，经济增长率8％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底线。若低于8％，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和6．6％，给企业生产和城乡就业带来严重困难，使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降到8．1％，各方面也立即感到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使企业经营和国家财政收入再度紧张。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预期目标由原来多年的8％降为7．5％，主要是导向性的，引导各方面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但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仍以8％作为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为宜。
　　由此，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中，当经济增长率冲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宽松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处于9％左右的区间时，经济运行状况比较良好，可实行中性政策。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宏观调控中经常要把握好经济增长率的 “峰位”，防止“大起”，那么今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则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率的“谷位”，防止“大落”。
　　最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并非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低。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会有高低波动。比如，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2011年低，但在预测2013年时，一般都认为会比2012年略高。
　　为什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我们简要回顾一下2008年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侧重点由“保增长”到“稳物价”，再到近期转为 “稳增长”的过程。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两年半期间，为了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和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保增长”。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到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走出一个“V”形回升轨迹。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9．2％，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201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4％。随着经济回升和货币信贷超常增长，从2010年1月起，物价开始新一轮逐月攀升，连续破三、破四、破五，到2010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月同比上涨率攀升至5．1％。
　　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强调“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强调 “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这样，在“稳物价”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后，又逐月回落下来，到2011年12月回落至4．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9．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年至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么大。这样，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没有重大的意外冲击，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明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今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和9．2％，2012年预计为8．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即8年平稳上升期加2年回落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内需动力：重消费，但不可忽视投资
　　与前述忽视GDP倾向相伴随的，还有忽视固定资产投资的倾向。
　　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可持续，必须改变。这里，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变，这是正确的。因为统计数据表明，近十余年来（除2005年），我国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和拉动。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数据看，1979年—2001年的前23年间，除1993年、1994年、1995年的3年外，其他20年均是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大于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只是从2002年起至2011年的近余十年间（除2005年），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才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同时，数据表明，1979年—2011年的33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5％的只有10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超过2个百分点的只有7年。从支出法GDP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并不起主导作用。
　　近十余年来，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即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即消费率连续下降。图中绘出了我国1952年—2010年消费率、投资率和城镇化率3条曲线。从图中看到，消费率从2001年—2010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投资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8．2％，下降了14．1个百分点。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9．2％，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率首次超过消费率。
　　从图中我们还看到，2001年—2011年，城镇化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与投资率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1952年—2011年，从投资率与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来考察，可以分为七个阶段（见图）：
　　（1）1952年—1960年的9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初期阶段，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城镇化率由1951年的11．8％，上升到1960年的19．7％，年均上升0．88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2）1961年—1964年的4年，处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期，投资率下降，城镇化率亦下降。城镇化率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64年的18．4％，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下降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1％。
　　（3）1965年—1977年的13年，这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投资率上升，但城镇化率下降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化率由1964年的18．4％，下降到1977年的17．6％，年均下降0．06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上一下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56％。
　　（4）1978年—1982年的5年，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期，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77年的17．6％，上升到1982年的21．1％，年均上升0．7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8％。
　　（5）1983年—1993年的11年，投资率上升，城镇化率亦上升，与上述第（1）个阶段相同。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1．1％，上升到1993年的28％，年均上升0．62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同向上升中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5％。
　　（6）1994年—2000年的7年，这是一个应对1992年—1993年经济过热和随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时期，与上述第（4）个阶段相同，投资率下降，而城镇化率上升。城镇化率由1993年的28％，上升到2000年的36．2％，年均上升1．1个百分点。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表现为一下一上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96％。
　　（7）2001年—2011年的11年，这是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投资率明显上升，城镇化率亦明显上升。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2011年的51．3％，年均上升1．37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时期。投资率与城镇化率二者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表现为强正相关，相关系数高达94％。
　　可见，近十余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的贡献率和拉动，主要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结果，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前十年那么快，但是还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都还需要适度的投资。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不是说说而已，也需要一定的投资。比如：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都需要一定的投资。要重在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向我们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此，我们要重消费，但也不可忽视投资。一定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