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浙江台州出台“温柔版”限购令之后，广东韶关、辽宁丹东先后出台政策以限价代替限购。在此之前，河北廊坊、秦皇岛，山东烟台，广东从化、增城等也纷纷出台限价政策。显然，此前被媒体和公众所强烈关注的“限购扩军”有很大可能被一些地方政府温柔化解。缘何限价成了限购“挡箭牌”？

　　地方政府青睐“温柔”的限价，排斥“严厉”的限购，自然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此，我们倒不必以“道德血液”的要求来谴责之，因为地方所考虑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当的。如果一些城市不考虑实际情况进行严厉限购，可能会导致经济萎缩、就业率下降、地方财政收入下滑，那么包括保障房建设、地方公共服务、社保福利、教育支出在内的必要公共支出便更难以为继。中央坚决实施房地产调控，目的不是要把这个行业打死，也不是要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掐断，而是让更多人买得起房或住得上房。

　　针对该目的，限购和限价两种手段都是行政直接干预市场，在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今天，直接对市场主体进行行政干预本属无奈之举，本应该能不用就不用，能“温柔”就应当尽量温柔。而对比两者，限购是以限制市场交易的方式直接压制需求，类似于西医的猛药；限价固然也是行政干预，但更类似于中医调理，如果再辅以对开发和交易环节的减税、加大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房供应的调理手段，以较为温和的形式来控制房价的涨幅，对促进市场健康是有益的。

　　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对重病病人，选择治疗方案一定要对症下药。一线城市的情况和二三线城市不同，一线城市资源集中、土地宝贵、需求旺盛，要控制房价，采取加大土地供应手段也未必能立收其效，中心城区尤其如此。而二三线城市土地资源相对宽裕，投机需求所占比例不高，采用适当加大供应的手段，加以对开发商的价格引导和适当限制，相对较容易产生效果。因此，在一些二三线城市，限价和加大供应的组合手段会更加适宜。

　　当然，限价不是挡箭牌，虽然部分城市以限价代替限购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若地方政府不辅以加大保障房供应、适当加大土地供应、适当削减开发和交易环节的税费成本等措施，就会导致结果走偏。因为房价最终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改善供求仅从表面“限价”，结果很可能是在统计上降了房价，实际的交易房价将以合同外加价或“房票”等隐性形式走高，甚至有“劫贫济富”的嫌疑。

　　政策实施需因地制宜，地处粤北的韶关和地处珠三角的江门采取不同措施，本不足为奇，关键在于，限不是目的，需要更多的组合手段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