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分配领域多年来形成的惯性还在强化。国家统计局和国资委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收入增幅达到了24．2％，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更是达到了31．2％。然而相比之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却只有可怜的7．6％。不仅如此，令百姓惴惴不安的是，不断高涨的CPI还在残酷吞噬着自己手中的货币财富。面对如此强烈反差和窘境，人们不禁要问，决策层所描述的“十二五”“民富”目标真的能够实现吗？
　　公共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保障作用不言自明，但民众收入增长长期跑输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所形成的弊端也昭然若揭。
　　首先，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将导致消费的萎靡和内需的不足。消费动能的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力量构成中的一大硬伤，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步伐缓慢和占比的减少，使民众即期消费能量受到强大的挤压。
　　其次，GDP的过分财政化会不断强化经济增长的投资模式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特别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前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模式尽管带来了一个又
　　公共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保障作 用 不 言 自明，但民众收入增长长期跑输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所形成的弊端也昭然若揭。
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高歌猛进，但也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强大 “挤出效应”，私人企业承接社会就业的力量受到压抑和削弱，在国有企业就业市场对普通百姓几近封闭的前提下，民众寻求就业的机会成本加大，可以产生收入的劳动半径明显萎缩。
　　不仅如此，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背后是企业税负的长期居高不下。由于消费拉动经济的能量短缺，为了维系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只能不断加大投入，而为了确保源源不断的财政后续资金，政府必须增加对企业的税收，原本可以极大调动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受到压制。
　　再次，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极易造就奢侈型政府和驱动权力的寻租。
从98个中央部门近期已经公开的“三公经费”中，虽然如同国税系统高达21亿元的支出并不普遍，但动辄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开销却司空见惯。更重要的是，由于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些掌握财力分配话语权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通过权力交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自然非常残酷：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实际成了腐败滋生的温床。
　　最后，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隐忧。由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普通百姓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更由于国有企业利润的财政化和部门化，民众没有机会参与国有化利益的分配，加之权贵阶层依靠特权聚敛巨额财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
　　显然，实现真正意义的从“国富”到“民富”已经不仅仅体现为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是关乎中国经济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为此必须从制度和机制创新层面确保“民富”工程的到位。
　　第一，要强力扭转现行经济增长模式。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条最主要路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由于我国出口贸易被锁定在加工贸易环节，即产业链上的最低端环节，尽管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对剩余劳动量的安置，但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人均工资的增长空间受到强烈的压缩。在投资拉动方面，除了政府投资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从而影响了就业和劳动者收入外，公共财政驱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极易酿造资产泡沫并产生投资推动型通货膨胀，从而贬损民众收入水平和实际消费能力。对此，政府在最大限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由出口依赖型转为消费依赖型。
　　第二，要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和构筑完善的公共服务品供给体系。同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用于公共事业和公用产品的补给不同，中国政府财政在民生设施的投入方面欠账太多。数据显示，在2010年约8万亿元的全国财政收入中，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不到14％；而在2011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中，上述三项支出也仅占财政收入的10．1％，即便是加上住房保障支出1292．66亿元的新投资，社会保障支出也只有财政收入的11．59％。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不足，不仅加剧了公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程度，贬损和压制了消费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动能，同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秩序的主要因素。因此，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限度地突出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切实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占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享受和消费到优质的公共产品。
　　第三，要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向民众慷慨分红。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非金融类）国企总资产已经高达近50万亿元，而且这些国有资产垄断了比其体量占比更高的优势资源。天则经济研究所日前发表研究报告认为，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按此测算企业真实绩效，过去10年中国国有企业并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也就是说，国企实现的财务利润实际上是行政垄断、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优惠换来的，而这些或明或暗的补贴和政策保护，其最终来源又势必只能是民企积累不足以及国民福利受损，即现阶段国企较高的微观效率很大程度上是以较低的宏观效率为代价的。因此，国有企业对全体民众分红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要大幅提高分红比例，否则，国有企业相对于民众而言,就只在宪法文本上具有意义。
　　第四，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和加大治腐强度。必须明确，财政增收并不意味着政府行政成本可以相应提高，相反，应当根据财政总量制订行政管理经费年均下降计划。为此，有必要重启政府机构改革，在打通公务员出口通道和建立起汰劣机制的同时，防止公务员队伍的进一步膨胀。另一方面，针对腐败群发和恶性案件增加的趋势，管理层除了注重制度建设和预防机制塑造外，还应当广泛发动媒体和社会各界对腐败分子形成围攻之势，以此保护公共财力和民众财富不受权贵者的吞噬和侵害。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