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6月27日 08:27 |
作者： |
杨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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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原
美国是冷战后单极体系中的唯一一极，在所有领域都拥有史无先例的巨大实力优势，却似乎仍然对安全现状强烈不满：不断加强和扩大军事同盟体系，推进导弹防御计划。
而处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之外的中俄等崛起国（或潜在崛起国），却似乎对自己的安全现状比较满意，以至于面对美国的战略压缩，始终没有建立针对性的军事同盟。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实力地位如此优越的美国反而会对现状如此不满，而又为什么中俄这样不断遭到压制的崛起国反而会甘于现状？为什么冷战后对一家独大的美国缺乏制衡呢？
最主流的解释认为，单极结构下，美国与一般大国的实力差距非常悬殊，从而形成了很高的制衡“门槛”。但问题是，实力差距悬殊，弱势一方就会因此而置自己的生存安全于不顾了吗？
历史上许多案例都说明，即使在实力差距异常悬殊的情况下，弱势一方仍然会做出积极的努力制衡强势一方。例如战国后期，自齐国于公元前284年败于反齐联军后，秦国就确立了单极霸权。但直至公元前247年和241年，依然接连出现了合纵联盟。又如在二战刚结束美国尚未对西欧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英法等5个与苏联实力有着等级差距的西欧国家于1948年3月毅然建立“西方联盟”，以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美国不断加强军事同盟，是不是出于对未来损失的考虑，因而才会在当下抢先采取行动呢？如果美国真是如此，那么问题是，这条损失厌恶原理应该适用于所有行为体。为什么中国俄罗斯这些想崛起的大国就不担心自己未来的损失呢？它们难道没有考虑到，如果现在不积极采取行动而任由美国打压，那么未来实现崛起的成本和难度都会更高？
总之，现有的这些可能的解释，都难以完满地解释冷战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略互动。
“大国无战争”时代
我认为，国际政治在近几十年里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大约自1945年起，大国与大国之间很难再有战争，特别是不再会有全面战争。
如果1950年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中国和1962年的印度勉强能被视作大国的话，那么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内至多也不过发生过两次大国间战争――朝鲜战争和中印边境冲突。
一项统计研究显示，1816~1945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346。1946~1992年这一概率骤降至0.077。1816~1945年，所有国家间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296，1946~1992年这一概率降为0.089。这一结果突显了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困难。
不仅回顾历史如此，而且展望未来，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大国间爆发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
大国无战争，从根本上是国际政治进化的结果，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是1945年核武器的出现，而经济联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助作用。
我们不妨将1945年以后的时代称为大国无战争时代，而将此前的时代称为战争频发时代。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获取国际影响力的最主要的途径，已经由武力和武力胁迫，变为了利益交换。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要想获取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为其他国家提供好处，以此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的支持。
国际安全市场上的寡头竞争
霸权国和崛起国以利益交换的方式争夺利益和地位，与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相似。
对于某一市场中的寡头企业而言，谁的商品能够拥有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市场份额），谁就对市场拥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谁就能在寡头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某个寡头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足够大，那么它甚至有可能将其他的寡头企业挤出该市场，从而形成垄断。因此，寡头企业总是会寻找一切机会，尽可能地扩大其市场份额，同时挤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第一种情况是，市场中同时出现了两个寡头企业。这两个寡头企业都想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它们的选择都是，尽可能扩大生产，从而占据尽可能多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企业都不敢做太多的等待和观望，因为一旦自己行动迟缓而对手行动迅速，那么对手就有机会抢先占据更多的市场，自己再想参与竞争就会陷入被动。因此，这两个寡头企业会同时扩大产量，直到两个企业的产量相等并且等于一个定值时，两个企业才会满足于现状，停止扩大产量。
第二种情况是，市场中原来只有一个垄断企业。此时有一个竞争企业意图进入该市场与该垄断企业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该垄断企业的理性选择依然是，抢在该竞争企业之前率先扩大产量。这样会使得商品的市场价格下降。此时竞争企业再进入该市场，就不得不将自己的产量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原垄断企业因为有这个先发优势，从而可以在与竞争企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通过类比寡头企业的竞争机制，我们可以推出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机制：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为了争夺权力，会尽可能多地为其他国家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服务”。谁拥有更多的“消费者”（即接受其安全保障的小国），谁就拥有更多的国际支持，谁也就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而两国所拥有的“消费者”的相对数量，则取决于霸权国是否有机会率先扩大和加强其安全同盟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那么两国所拥有的“消费者”的数量会大致持平。而如果霸权国有这个机会，那么霸权国一定会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只留给崛起国很小的消费群体。
苏联解体后，由于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这使得美国拥有了巨大的“先发优势”。美国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在其他竞争者涌现之前，笼络尽可能多的安全“消费者”。事实上，美国也正是这么做的。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就开始迅速加强其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同盟关系。随后又不断扩大北约成员范围，同时努力推进导弹防御计划。为了坚持这些计划和战略，美国甚至不惜付出加深中俄等国疑惧这样的政治成本。美国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它必须抢在崛起国有能力与之竞争之前，占据尽可能大的安全“市场份额”。
对于目前的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其相对实力固然尚未达到当年苏联那样的等级，而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美国抢先扩大安全供给的“产量”，使得可供中国结盟的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有限。例如，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即使中国现在改变政策愿意提供安全保障，东南亚许多国家也不可能再接受中国的安全保障了。再如，去年美国主动与越南接近，两国还开展了联合军事演习，这又是美国挤压中国潜在盟友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在冷战后会不断加强与其盟友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盟友数量，既不是因为担心中国和俄罗斯会主动威胁和侵犯其安全，也不是为了在未来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动预防性战争，而是为了在自己的“买家”（盟友）那里树立良好的信誉度，让它们安心于接受自己的安全保障，同时也抢夺了中俄两国潜在的“买家”，从而确保自己拥有绝对多数的国际支持。
中国的崛起困境
由此可见，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不是如何预防和避免体系战争，而是如何同美国竞争国际安全这个“消费市场”的“市场份额”，如何以后入者的身份，挤占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
在微观经济世界中，一个企业如果选择不参与某市场的竞争，那么它的收益固然为零，可它的成本也为零，即不赔不赚。
但在国际政治世界中，一个一流大国如果不参与国际安全这个“消费市场”的竞争，换言之，它如果不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它的净利润甚至可能为负数，即非但不赚钱，反而会赔钱。
这是因为国际政治世界中存在“安全困境”效应。国家的物质实力，除了有保卫本国安全、获取利益等积极作用之外，还有引发其他国家恐惧的消极作用。如果一个大国只一味发展和积累物质实力，而不愿用其强大的实力为国际社会做积极贡献，那么很难避免其他国家，尤其是其邻国，对它的猜疑和恐惧。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恶化这个大国的外部安全环境，而且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影响力。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外交已经出现了上述这种问题。去年东南亚国家主动邀请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根源就在于中国在地区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不作为所引发的周边小国的安全恐惧。
一方面，如果中国只积累物质实力，而不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就会引发安全困境，这样会恶化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同时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选择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那就意味着与美国展开“市场竞争”。由于相对实力的差距，更由于美国的“先发优势”，中国在这场竞争中很难占据优势，而且还有可能因为竞争而付出超过其收益的成本。
总之，中国的崛起虽然不再有遭遇体系战争之虞，但所面临的新的困境和挑战，同样非常困难和艰巨。如何化解这种全新的“崛起困境”，是战略学家们有待研究的新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本文选编自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中国的崛起战略：理论与历史”研讨会递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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