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是根据公共利益来选择的过程，而是利益缔约的过程。

　　■时论■朱四倍

　　８５０套本应分给困难群众的限价房，却成了浙江省苍南县一些领导干部的桌上菜。近日有人反映，该县的安居房，大部分被县乡的领导所瓜分。面对这一举动，有人无奈地望房兴叹，有人坦然地享受福利盛宴。（中广网６月１５日）

　　安居房为什么成为苍南县各机关部门和乡镇领导干部的“福利盛宴”，中低收入家庭、下岗职工等这些住房困难者，为什么被排除购房资格之外，这些让我们看起来惊讶的事情，在官员的眼中似乎是再正常不过了，给出的解释也是相当赤裸裸——“因为房源比较少，所以优先安排给公职人员”！

　　在如此解释中，我们没有看到权力的自责，却看到了对享受权力福利盛宴的心安理得，这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明目张胆的颠覆，是把潜规则变成了赤裸裸的“明规则”。

　　学者布坎南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是根据公共利益来选择的过程，而是利益缔约的过程。”可以说，浙江苍南县８５０套限价房九成分给机关干部给了我们一个注脚。事实上，这种权力优先的逻辑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权力优先逻辑正在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同阶层的目标和话语正在逐步分道扬镳，并且各自的价值取向、发言权也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落差，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在这种状况下，权力优先逻辑不但导致公众共识的可能性下降，而且会成为引发社会信任危机的导火线。并且，权力优先逻辑下，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得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往往侵害公共利益和其他群体、阶层的利益，导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侵害。

　　权力“福利盛宴”的背后弥漫着一种社会资源、政策和财富向权力阶层倾斜的趋势。美国政治学家尼斯坎南在《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分析了政府机构即官僚机构的行为特点，指出官僚并非总是代表公共利益，其行为的驱动力实际是代表极个别小集团的利益，他们设法实现自身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预算的最大化是官僚机构行为的普遍追求。政府机构中的官僚与公民之间并非传统理论所说的代表与选民的关系，而是也像市场上卖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当官员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置身于百姓利益之上、之前，并且理直气壮，实际启示我们，这很可能是诱发社会不满和降低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