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无疑是每年惯例性话题，焦点依然：回家难，一票难求的格局没有质变，即便有高铁的靓丽登场，回家的民众还是颇为艰难。

　　加入农民工群体之后，春节所制造的季节性大迁徙，阻缓了渴望回家的人流。急剧爆发的需求，与实际增长的运输能力之间，始终难以达到平衡。尽管高铁的速度已经飞起来了，普通铁路在不断改造中优化升级了，高速公路布网密度加大了，但是“回家难”的全国性难题年年无解，买票难成为看得见的最大障碍，其中火车票令无数人焦虑难安。

　　由政府主导的铁路运输是承载民众出行的主渠道，也是政府投资建设的重点领域。面对民众一票难求的困境，即便呈几何增长的通车里程数据，也难说服民众并化解抱怨。

　　主管部门很尽力，政府动用了庞大的财力，一边通过大修铁路来纾困，一边向民众出发“面包会有的”期许。到2010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万公里；高铁动车组达480组，新增普通铁路客车8540多辆。铁道部官员据此断定：“确信今年铁路春运旅客的出行条件将好于往年。”

　　以笔者连日来的购票体验来看，所有的途径几乎都是死胡同，无论是电话或是现场排队，就是买不到一张火车票。所谓今年春运“出行好于往年”的乐观判断只是官员的个人意愿。

　　民众应该注意到，“解决一票难求”在铁道部似乎存在一个时间表。多年前铁道部发言人就说，到2010年的时候一票难求的问题会得到解决；随后，又有“部分干线拥挤状况将成历史”的表述；2009年有关官员再次确认“一票难求”问题将较大改观；日前，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认为：“到‘十二五’末期，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况将从根本上改观，或者说将成为历史。”

　　尽管说法年年变，但是目标终归切合民意。问题是，2015年“一票难求“成为历史的时间表会不回再变？

　　即便如此，笔者同样不认为这是铁道部在为百姓画饼，铁路建设加速推进的事实不容争辩。存疑的只是：铁道部何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供需失衡的市场及社会问题？

　　日前媒体上的一张图片显示，一群数十人组成的“全副武装”的骑摩托车从广东冒雨返乡，目标是2000公里外的贵州老家过年，他们是农民工。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注重传统价值的中国人，已经丢失了太多本不该丢失的东西，春节这样一个全家团圆的传统习俗不该为陷入困境的“春运”担当责任，尽管它制造了运力的空前紧张。

　　与此同时，春运的质变在于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他们不是春运高峰期的创造者，尽管他们是实际上的被动参与者、推动者。

　　一切都源于现有体制上的僵化，源于被标注的公民身份，源于城乡间不公平的制度缺陷。如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早已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代进城务工者，他们需要工作更渴望打工地市民一样的生活；他们关心收入，更在意婚姻家庭子女的未来。然而，严苛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他们融入所在城市的空间，不能扎根落地，只有每年一度的回到家乡，寻求精神上的庇护。好不容易回家了，短暂的团聚之后，又得想办法再离开。

　　未来是迷茫的，打工地城市收留他们是有条件的，他们不得不做出且战且退的安排；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在每年一次的大迁徙中，背负着无法摆脱的身份定义。他们早已不是农民，而是做工的人。固化的“农民工”称呼和地位，本质上与铁路运力、与车票紧张的春运无关，只是与歧视性制度安排直接关联。

　　在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看来，“解决春运一票难求，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运力”，这当然是从源头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可是，运力增加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消化春运困局？

　　春运表面是一票难求的运力问题，不过盘恒在中国城乡、东西之间的沟壑很深且很宽，火车再多铁路再长再快，都不能改变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公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保证公民身份平等需要政府用心，承诺让民众有尊严的生活，就从农民工开始，就从化解春运潮的源头下手。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已明确要求“春运”期间，各高速公路、重要干线公路坚持不封路，如遇冰雪将采用警车带道的交通方式。目前已在高速公路、重要干线公路设立8300多个春运交通安全服务站，既检查交通安全，又为过往司机、旅客特别是返乡农民工提供饮用水、急救药品和休息场所。

　　既安检又服务是人性化的回归，而警方“为驾乘摩托车集体返乡民工提供警车引导服务”更是严寒中的一股暖流。回家的路相当艰难，但政府出手呵护，或许可以首先保护包括农民工在内所有民众的尊严不倒;与此同时，期待所有城市敞开宽阔包容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