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深圳商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8月12日 09:26 |
作者： |
童大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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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任玉岭先生直接批驳了以下几种观点和做法：过分强调大量农民进城会造成社会不稳，担心出现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担心出现拉美那样的“城市化陷阱”。为此，人们在中国设计了“两栖类”，让亿万农民工成了城市中永远的“飘族”；以避免出现“大城市病”为理由，力主限制大城市快速发展……
内蒙古鄂尔多康巴什“鬼城”、昆明呈贡新城、内蒙古清水河县十年建设留下“烂尾城”，以及中央电视台最近报道的北京、天津远郊区的“空城”等，都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到了亟待反思和调整的时候。
城市化对中国是个千年未有的机遇，却也是一个千年未有的挑战。今天，包括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交通、通讯体系刺激下，城市化已经进入新的一拨大城市化进程，中小城市纷纷衰落。如美国地广人稀，但纽约、五大湖和洛杉矶三大都市圈占了全国人口的３３％以上；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占日本总人口三分之一；还有西欧，由于人口迁移，很多中小城市人口早已减少，小城镇一个个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却快速增加。
一座城市人口达到２５万才有规模效应，中国城市更是１００万人口以上个人才能挣脱传统权力社会和关系网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尊严。而我们过去走的所谓城市化道路，是城市空间扩张意义上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聚集下的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的城市化。或者说，我们在本该城市化的地方——大城市限制人口城市化，导致了户籍管制、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而在不该城市化的中小城镇搞城市化大跃进，导致紧张的官民关系（征地拆迁）和巨大的土地与房地产浪费等问题。
中国城市化道路必须改弦更张，回到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人本身的自由和权利的道路上来。
（来源：网易财经，本报有删节，作者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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