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延伸到公共领域的事件，任何试图模糊处理的念头都是错误的

　　近来，陕西咸阳“122件于右任作品不知去向”的事件引发持续关注。个案之外，大家更希望从中窥见出普遍的意义，在制度和管理上做些“亡羊补牢”的文章。

　　7月3日，联合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表示“已查实112件，另有6至9件仍在调查”。但这样一个只召开了10分钟的情况通报会，并没能有效回应民间的猜疑，反而留下了许多“漏洞”：作品总数无法和“122件”对得上、对捐出一个月后即“缩水”4件的事实缺乏交代、向三原博物馆移交作品的数量存在出入……此外，公安部门没有开口表态并展示证据，对于媒体的问题一概不予回复，并将希望获知真相的捐赠人请离出场，这些做法也引发了舆论质疑。

　　值得警惕的是，很多质疑已经从文物失踪事件转移到调查本身。比如，在咸阳市政协副主席、联合调查组组长李文化表示“不存在私分问题”后，就有媒体对于“多年个人保管不算私分”的说法提出质疑，并对由政协官员担任调查组组长表示了疑虑。

　　许多猜疑更是走向了诛心之途——自己调查自己的“调查组”缺乏合法性，自然底气不足，加之利益纠葛太多，还能指望有多少诚恳回应？而当事情不能被说清之时，人们的虚构能力就会显得异常强大。

　　和很多危机事件一样，本次事件又展现出“各说各话”的迹象：有关部门强调已取得调查进展，但许多“疑点”却并未解开——为什么数字对不上？为什么很多信息说不清？为什么捐赠人被请离出场？如果不从一个个具体的质疑开始解答，公众疑惑就无法得到澄清，就很难买调查结果的账。

　　或许有人认为，事情都过去二三十年了，当事人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调查来调查去未免有些“悲哀”，绝大部分作品能追回来就行了，何必件件计较没完没了？就个体而言，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对已经延伸到公共领域的事件，任何试图模糊处理的念头都是错误的。如果说文物丢失对公众是第一次伤害的话，那么迷离的真相迟迟不能揭开、散落的文物迟迟不能“归位”，无疑会造成新的第二次伤害，并持续损害公权部门的公信力。

　　对真相的追问不是无聊的“围观”，这里包含着这样一个命题——假如再给捐赠者卓登先生一个机会，他还会不会将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答案多半是不会。假若这类充满迷雾疑云之事不早早释解，我们又如何培养出社会积极健康的捐赠热情？或许，当大家“穷追猛打”不肯停下质疑的时候，他们是在期待一种能够说服他们的声音。对于公权部门来说，事已至此，只有诚恳地站在真相一边，才能从真相当中获得说服力和公信力，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