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这个原来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看来还真是个问题。在欧美发达国家没有这样的争辩，因为在那里城市规模是通过市场选择的，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土地是私有的，所以不需要争辩。在中国，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受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制约的，土地是有政府关于建设用地总量的控制，并且是由计划手段在全国各地配置的，这就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大城市的发展。我认为，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需要松绑，围绕这个话题，我在这里谈五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当前谈论中国城市化和区域发展问题，有一个思想上根深蒂固的误区，需要纠正过来。我们总认为，经济向城市、大城市，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的发展，是导致中国今天区域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原因，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造成经济集聚和收入差距在城乡间和区域间扩大的现象同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阻碍了要素的流动，尤其重要的是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当中最重要的是阻碍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动。

　　第二个观点，今天在官方的说法里面，很多人讲要考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于人口承载力的问题。其实，这背后是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和居民，通常都不愿意让外来人口分享他们的公共服务。今天在住房问题上，我相信这一点很快就可以取得突破。重庆，包括上海，早些时候已经宣布，未来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将要覆盖到常住人口，非户籍也可以享受。在户籍背后最重要的是不是住房？不是，是高等教育的权利。为什么说户籍非常重要，因为户籍跟公共服务的平等分享的权利挂钩在了一起，所以它才重要，如果公共服务跟户籍不挂钩，户籍就不重要。今天我们认为，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公共服务的分享对于城市居民是有害的，这也是思想上的误区，其实蛋糕是可以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做大的，在蛋糕做大的过程当中，让外来的人口分享蛋糕的份额增加，其实并不会伤害原住居民的利益。

　　第三个观点，我们一直讲城市有规模经济，但是我认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必须要找到城市规模经济存在的证据。最近，我在研究一个城市规模经济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对于人的收入的影响。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明，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在中国的城市的确存在，而且越是低技能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外溢性越大。我们同时也看了城市人口的规模对于工资水平的影响，城市规模的确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所以，说要鼓励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对大城市的发展要松绑，是有实际的依据支持的。

　　第四，我们总以为，在政策上以户籍限制了劳动力流动，以建设用地指标的行政分配制度，并禁止地区间交易，限制了土地要素在区域间的再配置，这些政策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这些制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讲两个数字。第一，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城市的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两个数字的对比，在东部城市非常接近，而到了西部，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相当于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越是往内地走，城市的扩张就越是呈现土地面积的扩张，而不是非农业人口和相应经济活动的扩张。这个数字说明，把大量建设用地的指标配置到内地，并没有创造经济增长空间，也没有提高人的福利。第二，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距离香港和上海等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范围，平均来讲，城市规模的扩张是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而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外，距离越远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就越小，甚至是负的。

　　第五个观点，今天，大家都在说要实现经济转型，人们认为产业的转移正在出现，沿海地区产业正在逐步升级。可是，请注意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产业的转移和沿海地区所出现的所谓的产业升级，是在一种市场机制下产生的，还是在扭曲的要素价格基础上产生的呢？如果现在控制沿海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的供给，控制劳动力的流动，肯定会导致沿海地区的地价偏离原有的轨迹加速上涨，劳动力价格也会上涨。这两个要素的价格上升，被人们认为是东部出现了拥挤效应，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至少有一部分是政策扭曲导致的，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在扭曲的价格信号下所实现的结果，符合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

　　（作者系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