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09)——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近日在京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150多人,围绕后危机时代如何通过结构调整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建设

　　性的研讨。与会者认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应重点对以下经济结构做出调整。

　　第一,内需和外需结构。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外需,实际上外需还有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关键在于协调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从1995年至今,中央四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往在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出口对维持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有空间。2009年第四次提出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更加突出:外需增速出现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因此,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就在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应主要依靠发展内需。对此有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到了必须改变依赖外需的时刻,需要深度依靠内需的拉动作用。此外,摆脱对外需和外资的依赖也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第二,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学者认为,现有的官员考核体制使得各级政府官员追求在其任期内的短期增长效应,热衷于对GDP增长作用大的项目,这也导致已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惯性很难在短期转变过来。对此有学者强调,要实现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要追求合适的稳定增长,目前根据我国的情况,GDP增长速度可以稳定在7-8%左右。

　　第三,投资和消费结构。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结构的内外失衡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公有关。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生产决定分配,分配有反作用,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公就必须从生产和投资入手。进一步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因此后危机时代中国投资结构的调整要侧重于增加消费能力,不能仅局限于生产性投资需求。

　　第四,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结构。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重化工业比重过高,对服务业发展重视不够、限制太多。各级政府偏好基础建设等硬条件的改善,对提供公共服务等软条件的改善重视不够。而且,外资企业进入的只是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研发和销售网络等高附加值的环节并没有进入,这导致中国发展生产服务业的内部市场环境不足。中国本土企业主要依赖低劳动成本的发展方式,也不需要高端的生产服务业,这也导致中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严重不足。

　　第五,城乡结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结构调整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巨大的内需空间。有学者指出,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治稳定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要重视对农村土地的保护,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有学者认为,必须对现有城乡结构进行调整,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一是通过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义务教育等,加快现有农民工的市民化;二是慎重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三是放开对民间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限制,引导非国有经济参与城市建设投资,拓宽城市建设的投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