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这部与《物权法》一样核心在于保障私权、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跨两届人大、历经4次审议后终于面世。我们关注这部继《合同法》、《物权法》之后，在民事领域有着重要作用的法律，不仅仅是出于其重要性，更是对构建法治社会进程的一种希冀。

　　□本报评论员 庞贝

　　将公权力赶进笼子，将民众的公民意识放出笼子，是现代社会法治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民众的普遍愿望。《侵权责任法》的通过，令这一进一出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尤其后者，随着公民意识的挣出牢笼，有望成为社会取得整体进步最为重要和持久的推动力之一。

　　不久前上海钓鱼执法案中，令孙中界讨回清白的是自断手指这一暴力方式，而不是通过法律救济。这一方面表明，公权力还未被赶进笼子；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众的公民意识并未走出笼子。公权力进笼子，和公民意识走出笼子，其实是相互呼应、彼此促进的关系。虽然政府信息公开等规定早已出台，但没有大量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众不遗余力地不断加以推动，这种规定成为现实断难实现。

　　近年来，私权遭遇侵犯的事件屡屡发生，但因为相关法律规定得过于宽泛，因而使得赔偿难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众维权更多不是依靠法律，而是求助于行政权力。私权之于公权的这种明显的依附关系，不仅使得民众的独立人格无法彰显，权益无法得以实现，也使得公民意识长期处于受压抑状态。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诸如产品缺陷、交通事故、医疗损害、环境污染、网络侵权、动物致人损害等，这些私权最易遭遇到的侵犯行为，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力制约。可以预见的是，“躲猫猫”、“楼歪歪”、“开胸验肺”这类事件均有望大为减少，因为，随着精神损害赔偿等法律制度的日渐规范，侵犯私权利的代价也必将大幅提升，甚至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有些侵害事实看起来似乎并不严重，但仍可能被法律判他个倾家荡产。

　　事实上，只有将对于私权利的保护落到实处，民众的人格才有真正独立的可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也才能得以广泛萌发，进而有效推动政府向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转型。近年来政府的这种转型举措不少，但很多情况下并未得到民众的呼应，类似广州因垃圾焚烧而出现的激烈且积极的博弈，在国内还不能经常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其他地区民众的公民意识尚有欠缺。

　　《侵权责任法》的内容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其规范的侵权行为几乎都是时下的社会热点，也最易产生民怨。《侵权责任法》的最可贵之处，是用法律的形式协调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使得公民意识之勃兴成为可能，进而促进公权力的规范运作。这既是对法律社会正义守望者的应有印证，也是促进社会良性与和谐发展的必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