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调控很难么？很难。2003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主要指向房地产市场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是“研究”、“部署”或是“完善”。调控声可谓声声入耳。但很反讽的是，政府每次一调控房价，房价就涨一次，以至民怨沸腾：调控成“空调”。

　　这一次好像又是来真的了，十天不到连放“三枪”——　9日“营业税优惠政策”调整，14日“国四条”出台，17日五部委出手打击囤地。之所以说又，是因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相继出台了不少政策，如2005年的“国八条”、2006年的“国六条”。但收效都不明显。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说，决策层最怕的是通胀，以政治属性来严阵以待，所以这多年杀通胀，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问题是，决策层可否拿出杀通胀的勇气与智慧杀房价？如此，房价调控不难。

　　退居二线的副部级官员贺铿，说自己也买不起房，说房地产业的过度兴旺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有关。是的，根子当然在地方政府。诸多国字条文件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执行“缺位”，因为政绩考核指挥棒作怪，炒地皮赶数据搞GDP正忙。

　　也是无奈。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由于中央财权改革与地方事权脱节，地方事权划分又不明确，存在超位和错位。国税都上缴了，地方财政没有钱来发展经济，现在又要刺激经济保增长，花钱投资从哪里来？只能打土地的主意了，争先恐后制造“地王”。

　　由此，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说，不少地方基层政府出现“公司化”倾向——书记兼任董事长，市长兼任总经理，拿公权力为商业开发“背书”，算计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经营价值，运用权力大手笔地规划大拆大建，管他“马路拉链经济”还是“起吊机经济”，一味追求自身效益和GDP最大化。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周干峙9月份在天津忍不住，一语道破天机：当前城市规划由技术专家转移到市长、书记了，规划师、设计师已经沦为绘图员了，这些行政干预往往为开发商暗地操纵。

　　因为以小搏大的“杠杆效应”，因为“土地财政”情结，大多数地方政府早奉房地产行业为支柱产业并产生惯性依赖，因而在执行调控政策时畏首畏尾，一些地方甚至直接把文件贴墙上了——熟谙国情的已故“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早年访问南斯拉夫时感叹：我们的文件很好很漂亮，但基本实施起来认真的少。

　　屡屡见诸报端的还有，某些地方某些官员某些行业被绑架被裹挟后，公开为开发商、为房价上涨“护航帮腔”。当然更常见的是，每一个倒掉的大小官员背后，都站立着一个或一群大小地产商。

　　在这样的发展模式和利益格局下，地方政府在土地经营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却把风险留给了整个国家，把恶果留给了尚未分享到GDP增长红利的人民，以致《蜗居》影射现实苦痛却好评如潮。

　　正如近日新华社从讲政治的高度评论道：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地方政府应及时“就位”，地方政府不仅要有权力，更要有责任。

　　这次，三连环调控政策一出台，代市长黄奇帆立即发出的“重庆声音”舆论一片赞赏——“政府不能唯利是图把土地炒得老高，不能觉得土地财政收得高，就是财政收入好”——这是回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住有所居”上来。

　　老报人周瑞金最近撰文痛陈政商勾兑寻租，呼吁领导层要痛下决心，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应该说，现在时机成熟了。不仅民心所向，今年经济“保八”已无悬念，刺破“地产泡沫”的迪拜也在坍塌。

　　拿出杀通胀的勇气与智慧，放在讲政治的高度，杀房价吧。

　　财经观察之郑子冲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