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重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同时也是最复杂的综合学科研究领域。

　　在国际社会大呼“温室气体减排”的今天，中国应当采用怎样的战略、政策和谈判策略？

　　首先，从战略层面看，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对自身经济发展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威胁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因此，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遵循的重大战略，并以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努力。

　　其次，考虑到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现实情况，承担温室气体量化减排义务不现实。为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必然会有所增长，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由于低碳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中国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将面临巨大挑战。同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的贫困人口，贫困等问题需要通过保持发展来解决，脱离国情和实际，不计成本、一味追求低碳经济，不仅会影响我国产业的竞争力，而且容易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再次，要制定综合性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排放物类型确定污染物治理和控制的优先次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也要以我为主，不能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发达国家是制造固体废弃物最多的国家，却不是固体废弃物排放最多的国家，究其原因，是发达国家出于国内环保压力，利用固体废弃物易于转移的特点，不停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带来重金属超标、水污染、癌症发病率上升等危害生态环境和生命安全的恶果。对于这一点，发达国家视而不见、避重就轻，却利用低碳经济和温室气体减排大做文章，压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因此，我们应根据排放物的类型及其流动性、危害性和成本收益比，制定出我们应侧重治理的优先领域，确定相应的谈判策略。

　　对中国而言，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是否”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而是“如何获得‘话语权’”，成为全球新规则的领导者之一。我国在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时，要跳开就气候变化谈气候变化，而要将气候变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下，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在谈判策略上：

　　首先，要加强对低碳经济内涵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气候变化谈判中，

　　我们要对低碳经济和包括基准情景（BAU）等概念进行透彻、深入的研究，提出有利于我国的解决方案。

　　其次，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避免陷入低碳的陷阱。与低碳经济相比，绿色经济的内涵要丰富得多，既可包含低碳经济的内容，又包含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做法。为避免陷入低碳的陷阱，我们可用绿色经济的概念，阐述和宣传中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工作和成就，为谈判向于我国有利的方向转变而进行舆论造势。

　　最后，将温室气体排放与环境污染相挂钩，设计相应的减排指标和责任分担体系。我们可不反对将气候变化与温度升高相挂钩，同时要提出将气候减排与环境污染相挂钩。例如，我可以测算出发达国家对我国固体和液体废弃物的转移排放量，通过折算因子将其量化为西方国家温室气体的转移增排量，将气体污染物排放与固体和液体污染物排放相挂钩，形成一揽子解决方案，明确并量化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责任。根据“谁污染，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转移排放的减排和治理责任。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事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