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周森锋成为湖北宜城市市长，是近日传播最广的时政新闻之一。和之前的山东“80后”副厅级（团省委副书记）张辉一样，周森锋成焦点人物，其当选亦引起巨大争议。

　　人民网强国博客的评论直截了当地认为，周的当选违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该条例规定，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周的履历显然不符该条例，而对两位“80后”高官来说，人们基于潜规则的猜测可能是其最大困扰，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周森锋的选择和年长的同僚无甚区别：回避，低调。但他的回避，只能让人们更好奇。

　　打开“百度”，输入周森锋，会出现“周森锋父母”、“周森锋背景”、“周森锋后台”等关键词，输入张辉时会发现，有网友亦搜索过“张辉背景”，“张辉+后台”、“张辉+岳父”等。

　　凡此种种，一个基本结论是，部分公众对突然崛起的政坛新人有不信任感，此为不争事实，比如，为什么上述二人可以连升数级？而直到退休也迈不过科级门槛者大有人在，在民间语境中，后者常被认为“上面没人”。

　　但提拔者可能也有委屈，两位年轻人获得提升不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最好注脚吗？想想革命年代的共产党，20几岁当师长、军长者大有人在，拿破仑30多岁时还能当法兰西帝国皇帝。

　　体制外有非议的理由，而体制内大多也有提拔的根据。体制内外不同调，正是中国官员选拔任命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回到周森锋的当选，引发争议的绝不是他的年少，就好像媒体不必热炒“60后”省部级、“70后”厅局级，因为在人类不被毁灭的前提下，“90后”、“2000后”、“3000后”……都会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

　　周森锋当选引发争议的关键点，可从中国官员选拔任命体制涉及的两个规范中考察：

　　其一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该条例对官员选任有严格年限规定，由中共中央颁布，周的当选与条例不符。

　　其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由全国人大颁布，按该法规定，周市长经地方人大选举产生，合法。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两文件都有规范涉及官员选任，但在政治意义，前者更适合规范“事务官”（非经人大选举任命之官），而后者是规范“政务官”（经人大选举任命之官）。

　　作为“市长”的周森锋，实际上已转为“政务官”，如果外界从“党的条例”出发，以事务官规范套用他，显然不合适，如果一定要非议，其实在其担任副市长时就可发出。

　　既然周当选合法，却依然引起争议，只有一个原因：中国“政务官”—乡长、镇长、县长、市长等职务的选举，没有足够威信，有时很难说服官场中人，更谈不上说服民众。

　　按政府组织法规定，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于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换句话说，差额选举是原则，等额选举是例外，但在中国，大多数乡长、县长、市长、省长等政务官选举中，是采取等额选举的。

　　通过新闻报道可知，周森锋，依然是唯一候选人，他的当选不是特例，特殊的只是舞台上的人年龄过低而已，他在视察的时候，依然有专人给他打着伞。

　　如果他的当选是一个错误，显然也不应由这个年轻人担当，按官场规则，现在的周森锋只能以回避应对，像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市长一样，长袖善舞。

　　但在周森锋当选的语境下，显示出制度改善的空间。

　　比如，前述提到的组织法，该法于1979年7月1日被通过，立法主旨意在清理“文革”积弊，让国家走上正常民主之路。其中关于“差额选举”的规定，更具有政治体制革新的思想，即让人民有更多机会，选择他们中意的行政首脑，此后该法几番修正，这一理念亦未更改。

　　但现实操作令人遗憾，无疑，即使只执行好现有法律，也是对周森锋们的解脱，也能让所有的当选人不再被人追问背景，让执政党凝聚威信，缓解部分民众的不满，提升国家形象。

　　需要强调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伯乐相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些传统政治道德，绝不该成为民主社会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可能被滥用，而且有些已经被用烂。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事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