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来看，未来IMF可用资本数量大大增加。正如伦敦峰会决议，将用2500亿美元来改善国际融资环境。我们预测，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被投入到新兴市场国家。与会各方甚至还表示，如果有必要，还将追加25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这样一来，最多有5000亿美元的资金能投放到市场中来。

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已从IMF获得了积极的援助。获援后的国家经济活动和市场流动性都有很大改善。而且，我们认为，新兴市场从国际项目中获得的资金，可能要比IMF承诺的更多。诸位还不要忘了，地区性发展银行也在此次纾困行动中展现了它们的积极努力。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都能从IMF援助计划中受益吗？我们认为，情况较好的国家很难从中获得太大帮助，比如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其中，中国在援助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将是出资方，而不是获资方；巴西也表示，有可能向IMF注资；至于俄罗斯，它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来度过目前困局。美林认为，尽管俄罗斯近来情况欠佳，但它的外汇储备依然充裕，能帮它撑过这段艰难岁月。

与之类似的是亚洲储备货币较多国家，以及部分富裕中东产油国，它们都不依赖IMF援助计划。换一句话来说，IMF援助对它们意义不大。

那么，有没有国家太糟的，连IMF援助都难以改变其经济下滑形势呢？当然有，尽管目前资本市场确实传来很多好消息，但远不到根除金融危机痼疾之时。在新兴市场，某些问题甚至都还没有暴露出来。

诸国沉疴难治

毫无疑问，IMF可用资金规模增大，对帮助新兴市场度过危机作用肯定很大，但投资者绝对不要幻想，只要IMF出手风险就消失了。我要专门强调，某些国家即使它们获得IMF援助，也无法摆脱危机，原因如下：

首先，它们经济中的沉疴已久，比如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各国和乌克兰，金融危机只是使之暴露得更彻底。这些国家汇率上存在问题，更对其国内经济有着巨大杠杆效应，此外还有大量外债难以偿还。即使IMF注资能够解决其流动性问题，也无法根治其经济增长问题。

其次，它们金融结构非常不稳定，增长压力和对通胀的担心，都困扰着这些国家的居民。打个夸张的比方，如果某国居民，在忽然听到某种传言后，就纷纷到银行去提取存款，那么无论IMF援助力度多大，它们都没有任何翻身机会。这不是夸大其词，一些国家情形特别糟糕，增长堪忧，同时政局不稳，显然很难通过IMF援助彻底改变命运。

因此，即使获得IMF援助，很多经济体也都需要依靠自身努力来摆脱困境。

提振资产价格

那么，IMF如此巨大注资之后，究竟能对获援国家产生多大影响呢？

毫无疑问，流动性增强能让流通资产增值。在之前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其大量交易类资产以市场公允价值计量，贬值幅度也特别大。流动性注入之后，将有助于市场交易恢复，同时也会对这些机构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不同资产，受影响的差异也很大。我们认为，信贷资产可能受影响最大。我们认为，获IMF注资后，它们的信用利差就会大幅下降。

除信贷资产外，都将因为流动性增强，而获得更高估值。但从长期来说，资产价格依然取决于经济增长率。

难改下滑命运

此次危机中，我们不仅肯定IMF积极援助，也认同欧美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纾困行动。但很遗憾的是，它们的努力还无法根本改变经济走势。

随着需求减弱，信贷供应下降以及产能利用率降至历史低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企业都在大幅削减投资计划。相比欧美国家，投资对新兴市场作用更大。因此，很难想象，仅靠外部援助就能改变经济体的命运。

美林预计，2009年，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投资将呈两位数下滑。其直接后果是失业率上升，而失业率上升则让消费和房屋投资市场变得更低迷，这仿佛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在巨大调整压力下，所有发达国家2009年的增长都不容乐观。

更可怕的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将飘洋过海，来影响地域更广大，人口更多的新兴市场。虽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还有望在2009年保持正增长，但很多小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全球贸易、商品价格和资本流动下滑冲击，将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毕竟，小经济体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非常弱。

此外，美林认为，即使经济复苏，增长也可能低于我们之前的预期。我们相信，发达经济体复苏后，几个大新兴市场将有更稳定的表现。我们预计，除俄罗斯外，2009年金砖四国GDP都将保持增长。而且四国都拥有充足外汇储备，在危机时期能够为各自逆周期政策和抗危机措施提供缓冲作用。

尤其是中国，在财政税收能力和信贷市场稳定方面享有优势，使其在2009年能够避免陷入深度衰退，并在2010年重新实现高增长。

复苏何时？这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我们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将开始复苏，但复苏速度远远低于我们过去的假设。而且一旦失业率进一步攀升，经济还将面临巨大下行风险。而某些特别糟糕的国家，比如英国和西班牙，去杠杆化过程格外痛苦，即使全球经济在2010年成功复苏，它们经济的增长率也极低。

(作者为美林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