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时代周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20日 17:20 |
作者： |
童大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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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投资能否有效带动就业？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日前表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伤害要大于对GDP的伤害；特别是9000万灵活就业的农民工，他们被社会保险和就业扶助措施覆盖的程度很低，失业严重程度容易被过度低估。“经济复苏了，就业却上不去”也是有可能的。
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说，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是不一样的两个曲线，而且就业周期不如经济周期回升快。因为每经过一轮危机，往往伴随着技术的改进、装备的更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用不了那么多人了。蔡昉还提到，危机之下，劳动密集型企业会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迁往相对落后的国家，以节约成本。无论是技术升级，还是产业转移，都会压缩就业机会。
所以，那种抱着一两年过去，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就业率也会迅速攀升的想法，是危险的；以此为基础，一切试图以短期逃避的办法躲过“就业高峰”的思路也都有重新反思的必要，比如在农民工就业方面，一味地强调“回乡创业”；在大学生就业方面，关于设立“学士后”、“硕士后”的建议，让学生只拿基本生活费到企业“见习”；还有试图以鼓励专升本、本科读研、加大公费留学力度等方式缓解就业难；大学毕业生回炉再读一个学位，甚至到职业学校继续学习；还有人建议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由现在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第一年搞军训；鼓励大学生“新上山下乡”，等等。
这些建议，与其说是在解决矛盾，不如说是在转移矛盾和为日后积累矛盾，只能贻误个人和社会经济发展。这种鸵鸟政策不值得提倡和鼓励。鼓励大学生毕业后去养猪，不如鼓励孩子直接去职业学校学养猪学种植学创业，否则，你让他白读那几年大学，耗尽全家人的心血耗去孩子的四年青春，是否太不负责任太轻描淡写？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强调，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因此，正如茅于轼等经济学家所强调的，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危机导致的失业。有分析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可能导致5000万农民工和1000万-1500万左右的大学生失业，这对于作为家庭支柱和寄托着家庭“翻身期待”的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甚至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对此挑战，我们的政策思路应该重新从“保增长”回到“保就业”上来：有个体的就业、发展和“增长”，才有全国、全社会的全面增长和发展。有统计表明，在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近10年来，GDP增长1个点却只能增加不到100万个岗位。两个月前有学者曾做过比较，认为我国投资对就业的贡献与世界各国比起来是最差的，比如巴西GDP增长3%，就业增长也是3%。而在同一个时间，中国的GDP增长10%，而就业的增长是1%。照此计算，即使今年中国的GDP增长勉强“保八”，也不能根本解决就业压力。
如果一味地沉湎于“保增长”，一味向基层、向后转移、拖延就业矛盾，积累的矛盾和留下的后遗症会很多。就像当年大扩招导致今天大学生就业更难一样。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对解决就业往往是一次性的。还有，即使是民生需要的基础建设投资也并非万无一失，排除了市场的自我调节，难保不会出现当年知青大开荒的悲剧重演：如果没有确定人口和需求向哪个城市圈集中，修建的交通、通信、电力、学校等设施可能会由于日后需求不足而产生浪费，政府投资也就成为一次性GDP；同是教育投入，是投资用于建设重点中小学了呢，还是用于补助农村学生到城里上学，或是用于均衡教育资源？农村水利设施会不会被建在被污染了根本不适合灌溉和人畜用水的基础上？“中华文化标志城”一类的工程会不会改头换面搭便车？等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3日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将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我讲过一句话，我说无论大学生还是农民工的就业，不仅关系他们的生计，还关系他们的尊严。”总理还说，“对这个问题，我们政府将百倍重视，不可掉以轻心。”但是，习惯了以GDP为本位的各地方政府和官员，有多少能够转到以公民生存权和尊严为本位上来？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时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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