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市场周刊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16日 11:20 |
作者： |
陶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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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中国人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久，美国人会创造出“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经济是一种存在。有需要时经济会出现变化，政治家再将其贴上充满实用主义的标签，使其存在合理化。其实，存在就是合理。时至今日，美国的银行业始终挣扎在存亡的边缘，当下一个金融浪潮袭来时，笔者认为美国（以及欧洲）政府将银行国有化的可能性颇高。
2008年10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推出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已经失败。当时，雷曼兄弟倒闭引发极度恐慌，市场失效、资金断流，整个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为稳定市场，拯救经济，保尔森炮制出这一巨额的金融救助方案。
该方案希望达到三个目标：一是稳定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将利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二是剥离有毒证券，整固银行资本金；三是重启银行金融中介功能，为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这三个目标，只有第一个勉强实现。当时，市场对政府的注资活动并不买账，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一降再降，但同业拆借利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维持在高位。最终，美联储的强力干预将同业拆借利率拉低，但公司债券利率至今仍然高企。
当保尔森推出TARP不久，便发现运用公款剥离有毒证券困难重重，政府既没有能力，也不应该为这些资产担当定价角色。最终，美国放弃了剥离打算，循英国模式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
注资使银行躲过了倒闭一劫，但银行并未因此开始向实体经济借钱。尽管联储不断地将巨额流动性注向金融体系，银行却没有将之转移到有需要的企业和个人手中。这就是说，银行的中介功能消失了，因此被称为Zombie Bank(僵尸银行，类似民间“活死人”)。
这个活死人帮不了经济，却不介意浪费公币。高盛伦敦一地的花红，据报是政府救高盛注资额的70%。美林巨亏，但仍突击发放奖金。AIG一方面伸手要钱；另一方面却在度假胜地开豪华派对。花旗自身难保，资金却被拆到中东。
化解目前银行危机的关键在于剥离有毒资产。这些有毒证券，多为复杂的衍生产品，每份合约均不相同，场外交易，而且现在基本上没有交易量。没有市场，便难以定价：价定高了，纳税人吃亏，政府很难让步；定低了，股东吃亏，银行高管不愿让步。于是，清理工作举步维艰。但市场又极度敏感和被动，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这些资产价格新的暴跌，给银行损益表带来巨大窟窿。
金融机构的运作，全部建立在借贷杠杆之上。金融风暴下，它们的资产缩水了，但债务却没有缩水。单看资产负债表，美国三大银行中有两个已经技术性破产了，而这反过来影响金融稳定和市场情绪，并加剧了信贷收缩。
尽管如此，投资者、贷款者和储蓄者还和它们打交道，是建立在“Too big to fail”的前提之上的，建立在政府会全力救助担保的假设之上的。这便给了那些该倒又没倒的银行一个有恃无恐的理由。它们在处理资产上善价待沽，在成本缩减上拈轻怕重，在信贷上也不积极。更可怕的是，有毒资产时不时发作，每次都迫使政府巨资搭救，同时带来市场的恐慌。
次贷危机至今已有18个月，雷曼兄弟事件爆发也有半年多了。拖延对银行的重组，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险情，并将金融危机传染向工业生产、贸易活动、就业市场，将世界推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之中，甚至加大了出现萧条的风险。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部分大银行已经破产或到了破产边缘，美国政府必须救，而且政府政治上和财力上很难不断给银行股东送大礼。他认为，美国政府的下一步便是将部分大银行国有化。这一观点得到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认同。
笔者认为，以美国的政治格局、意识形态和社会理念，需要有一场危机来推动政府进行国有化，而一场危机爆发也许已经为时不远。危机将迫使政府下定决心接管银行。最终，以大股东的名义，下令银行管理层接受人为的定价（不再争论价格是否合理），迅速处理掉有毒资产，稳定人心，同时开始借贷。
这种做法和当年中国银行改革是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大同小异，目的是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摘掉，除去隐患，轻装上阵，重新开始借贷。不同的是，当年在中国朱基一声号令，不良资产就剥离了，而今天美国的银行高官们却为定价问题迟迟不行动，其后果是有毒证券像癌症那样不断复发，银行需要一次又一次注资，金融秩序无法恢复，借贷难以展开，经济不断恶化。
实行银行国有化，是对资本主义原则的背叛，对市场游戏规则的践踏。不过，当政府走投无路之时，当市场功能失效之时，当银行股东利益妨碍整体经济利益之时，这也许就不得已，必须做的。
银行国有化，是政府手中的最后一颗子弹，也许是决策者化解金融海啸的最后一招。■
（作者为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本文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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