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东方早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2月07日 10:52 |
作者： |
白承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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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亚洲区首席执行总裁
告别变数颇多的鼠年，步入朴实无华的牛年。人们满怀希望，希望新的一年带来牛的典型特征：稳定、坚守与和谐。
农历年份的变迁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全球经济状况的更迭。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欧洲和日本首次同时步入经济衰退时期。2008年经济动荡之后，全球正渴望经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竭力避免出现巨大的经济低迷。
然而，即使在一片阴霾之中，对中国和印度进行的最保守的估测也表明，这两个21世纪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了7%，并且有望在2009年保持5%-7%的增幅。尽管经济形势的冲击会对这两个前途远大的经济体带来挑战，但其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这非常富有启发意义，因为投资者一直在关注西方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引发的全球经济急剧下滑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剧变，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最近几年东方经济增长引擎的快速恢复能力。
毋庸置疑，中国、印度以及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正处于明显的发展放缓阶段。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工业制成品、原材料和服务的出口，正由于西方客户削减其债务水平、重新开始储蓄等原因而显著减缓。截至2008年底，亚洲所有国家出口均出现萎缩。与之前的金融困境不同，这一次亚洲国家不能再寄希望于对西方的出口。
增长动力的突然逆转对亚洲那些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体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这也提醒人们这一地区尚未完全摆脱对西方的依赖。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订单总额为3.3万亿美元，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订单来自美国和欧盟。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摆脱这种依赖呢？
从孟买到首尔，亚洲各资本市场的持续流动性严重依赖西方的机构投资者，有时甚至达到其总市值的40%。因此，去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和西方组合投资者的撤离，亚洲股票和货币纷纷狂跌，韩元和印度卢比遭遇最大幅度的贬值，这种情形并不足为怪。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关家明的研究显示，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在2009年降低30%，则该地区的GDP总量就会减少1.5%。30%这一数字超出了2001-2002年经济衰退时期的跌幅。但此次下滑与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跌幅不可同日而语。
亚洲各国对海外需求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与出口导向型的邻居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相比，内向型经济体（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出口大国（韩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国内需求。
事实上，亚洲早已做好抵御这类经济增速放缓的准备。亚洲新兴市场中的中产阶级群体在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在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能够填补西方消费者撤离后留下的空隙。
除日本外，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超过2.5亿。这一人群越来越喜欢减少储蓄、负债消费，去海外度假、购置住房和汽车、外出就餐或不断购买奢侈品。此外，还有约10亿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正变得越来越富有，有能力购买摩托车、电视机和电冰箱，这一新兴消费群体人数可能不久就会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过去二十年间，这一群体的增速比全球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快。
由于该群体的高储蓄传统，过去亚洲国家消费对GDP的贡献比率一直要比西方国家低很多。以中国为例，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比率仅为35%，而美国则超过70%。亚洲地区的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目前正竭力通过减税和降息来推动消费，鼓励这些节俭的人变得出手大方。
在采取这些激励措施方面，亚洲各国政府的状况要比西方国家好得多，因为它们具有健全的财务状况、低负债水平、大量外汇储备、适应能力很强的金融系统以及日益缓和的通胀率。西方不良资产对亚洲金融机构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意味着亚洲各国政府没必要对其银行体系施以援手。
当然，要缔造拥有超过30亿消费者的共同市场这一伟大抱负，亚洲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让更广泛的消费者能够进行融资、简化土地产权、加速劳工制度变革以及整顿法律体制等方面，各国政府能够而且也必须付出更多努力。
西方国家当前的经济衰退和投资机遇的缺失，恰好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将其盈余资本投资于本地区的良机。就印度而言，在以后十年内，单是基础设施建设一项（包括发电厂、道路、港口、供水以及污水处理计划等）就需要上万亿美元的投资。
与此同时，接受投资的政府必须建立必要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如确立活跃的债券市场、整合本地区各自独立的证券市场以及加快保险和养老金改革，以便相关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和吸收本地区大规模的长期资金。
亚洲各国在当前经济动荡之后是否会放缓金融改革的步伐？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疑问。事实上，自从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证券、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完善性、透明度和深度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此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它们会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措施。
举例来说，这些市场的监管机构很可能扮演变革推动者的角色，因为它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各项能促使金融机构更加审慎的法律措施和通用会计准则，并使得它们对于本地区内的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行动和策略更具一致性和透明度。
本地区的监管机构将继续确保各家银行具有应对其账面风险的足够资金。与西方相比，亚洲的银行早已做好了处理当前危机的准备，部分原因是它们已经从1997年的危机中吸取了经验教训。
当然，道路依然曲折漫长。举例而言，为防止次贷危机卷土重来，设立信用局和确立对个人消费信贷的正确监管依然路途遥远。与此同时，类似举措将有助于拓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使其进入亚洲更小的乡镇和农村地区，使上百万缺乏其他透明融资途径的消费者从中获益。
毫无疑问，上海、孟买和迪拜等新兴金融中心应与更完善的香港和新加坡一起，把握住全球金融架构变革新出现的机遇。这些新兴金融中心对其市场基础设施进行了完善，并且从西方国家前车之鉴中受益匪浅。一旦目前的金融动荡尘埃落定，这些亚洲中心凭借监管机构的灵活处理方式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一些好运气，能够一跃而起，比肩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等地位显赫的金融中心，在新的全球金融格局中与之平分秋色。2009年可能恰好见证这一历史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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