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起来,王安推开窗户一看,就知道空气是重度污染,还是轻度污染。有晨练习惯的他,很多时候不愿跑步。只有在下雨过后,他才会跑,“使劲呼吸”,感觉“舒服”。
但靠风吹雨洗这样的自然作用,并不能给保定带来多少好天气。王安以及更多保定市官员,压力没有减弱。作为保定市环保局的官员,他既和普通百姓一样期待蓝天白云,却也知道治理大气的不易。
摘掉空气质量倒数第一的“黑帽”,改善空气质量,依然是王安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强力问责下,他们需要“使劲蹦,使尽全身力气”去完成任务目标。
保定市环保局一楼大厅墙上,有块大屏幕,上面有当天河北省各城市、保定各监测点位AQI(空气质量指数)数据,王安每天都看,这些数据用来警示环保局工作人员。
“作为环保工作者,看到空气又不好了,排名又比别人低,有压力,工作责任重大”,王安说。有压力的不单是他。在今年2月召开的保定市两会上,市长马誉峰就空气质量倒数第一,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全市人民公开道歉。保定市“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的三年大气治理攻坚行动也由此开始。
在保定之前,顶着“倒数第一”帽子的邢台终于在去年7月成功摘帽,当地还挂出横幅庆祝,上级领导对其“逆袭”也进行了表扬。除了这些游离在末尾的城市之外,一些处在全国空气质量排行榜中游位置的河北地市压力也并不弱于保定。
这些压力的背后,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在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前十名中,河北一直占据六七个席位,大气污染依然严重,河北的治理步伐不能放慢,只能加快。
总不能让市长再道歉
王安还记得今年保定市两会,市长马誉峰因空气质量问题而向代表道歉。马誉峰道歉的缘由是两会前,环保部公布了2014年全国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保定“超过”邢台,成为倒数第一。
市长因大气污染而道歉,目前并不多见。“道歉是政府一个姿态,表明态度,对人民群众的期望表个态。”王安说,市长的道歉也让下面的官员更有压力,“没休息过,天天加班加点。”
在保定市两会70多天后,4月20日,保定市大气污染防治三年攻坚行动动员会上,马誉峰在讲话中表示,一个空气污染“倒数第一”大帽子压在头上,“让我们颜面尽失,也让我们借势发展的努力大打折扣。”保定要“背水一战”,力求在两三年内摘掉重污染城市的“帽子”,首要的就是先摘掉倒数第一的“黑帽”。
保定市环保局的一名官员透露,邢台去年实现倒数第一“脱帽”,虽然还排在倒数第二,但因为空气质量改善,依然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名次很重要,老百姓、领导看的就是名次。”该官员说,虽然每个名次间污染程度相差不大,“但就是因为相差不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很微妙。”
“我们排名靠后所以压力大。”保定市环保局调研员、原副局长赵晋民说。他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保定是很重要的位置,环境质量不好,对招商引资和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都有影响,“以前不是倒数第一,(现在)要扭转这种局面,肯定压力大。”
马誉峰在上述动员大会表示:不把大气污染治理好,我们怎么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转移?招商引资谁愿意来?保定怎么发展?
保定空气治理的压力也在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传导,比如责任追究,“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没完成任务,就要被问责。”王安说。如果治理大气不力,责任官员将被进行行政问责,在政绩考核中面临“一票否决”。
为“摘帽”,保定市呈现很“拼”的状态。王安说,保定市目前治理大气的举措、机制基本都是“惩”,官员对奖励也基本不抱希望,“不企图有什么奖,不被处分就可以了。”他解释说,相关部门官员担负的责任大,完成任务很难,于是只要不挨处分,这些领导就觉得还行。
保定市实行市级领导分包责任制,副市长至常务副市长都有各自具体分包范围。另外实行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县与乡、乡与村、部门与企业层层签订责任状,各有工作任务。
以燃煤锅炉替代改造为例。以前燃煤锅炉的替代改造是“推进”,比如到什么时候要改造多少,“定指标都比较‘软’”,但今年“一刀切”,是“死命令”,因已没有退路了,必须赶在采暖季前完成。“任务必须完成,不完成不行,现在就是这样,跳着脚你才够得着目标,而不是随便就能达到。”王安举例称,在其看来不这样不行,“总不能让市长再道歉吧?”
先摘“倒数第一”的帽子
在上述保定市环保局官员看来,保定先摘“倒数第一”的帽子,然后退出倒数前十名,目标不高,但工作强度大、压力大,因为领导和老百姓的关注度高。
该官员说,“摘帽”是今年很实际的一个目标,但今年第一季度保定仍是倒数第一,这影响了他的信心。他的解释是,燃煤污染或者说采暖季造成的空气质量差距,在非采暖季的8个月,很难补回来。
该官员解释说,保定此前空气不好是因为冬天采暖,现在过了采暖季,空气质量还是不好,4月份虽然不是倒数第一,但还落后,在河北省内倒数第二。他认为,保定大气污染不仅仅是燃煤的问题,而是综合因素造成,比如城市管理水平低也是重要原因。
在该官员看来,保定没有排污大户,大气污染主要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施工扬尘、道路扬尘、露天烧烤等,“来源很广泛。”
今年4月,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教授受聘成为保定市首位环境治理顾问,为其科学治污提供指导。他对保定的大气有过多次调研,认为保定的大气污染问题很复杂,“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在保定是非常重的问题,改造难度比较大,面临的问题比较多”
在他看来,保定治理大气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燃煤问题,其次是机动车及其带来的扬尘问题,而天然气资源供应量及其价格问题,也是保定市“非常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这也是赵晋民提及的困难。他说,保定市基础设施比较滞后,要提高集中供热率就需要加大热电厂或集中供热站,以及供热管网建设,这需要两三年的周期,“这期间保定的大气质量怎么改善,是个问题。”
另外,赵晋民说,保定市财力不足,在整个大气污染治理中资金压力都大,包括热电厂和居民采暖补助等。保定的城中村有100多个,接下来要么集中供热,要么煤改电或煤改气。“不管是哪个,取暖的成本会提高。”
河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河北省大气污染专家组副组长郭斌,也曾调研过保定的大气污染,“我们看了保定城中村改造,任务还是挺艰巨的。资金是保定市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管理进一步细化,诸如对扬尘管理加大力度,也是郭斌提出的建议:“治理大气越到后期越难,难啃的骨头都在后面。要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或者达到起初制定的京津冀地区的目标,(保定)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当然,郭斌也认为,如果保定大气污染涉及的问题都能相应解决,如果举措到位、资金到位、管理到位、技术跟上,大气治理还是比较乐观的。
上述保定市环保局官员认为,5月保定大气在河北省的排名可能是中等偏下,“不是倒数第一,倒数二三四的样子,污染还是严重。所以压力还是比较大。”
最大困难还是结构调整
压力大的并不只有保定,张家口市也“紧张”,虽然去年它的空气质量在长江以北37个监测城市排名第一,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排名第11位。 这也是京津冀城市中的最好成绩。
张家口市将国家和河北省的治理大气举措细化成“60条”,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也时刻处于待命状态,时常加班。张家口市环保局的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如果张家口的排名比上月低,要挨批,河北省里的领导会过问详情。
保定和张家口,不同的大气质量,类似的氛围,或可呈现河北治理大气污染的“敏感”或“紧张”。在去年的榜单上,空气污染最严重10个城市中,河北有7个,今年1季度排名中,河北有6个,河北依然是空气污染重灾区。
在京津冀大气治理联防联控等诸多背景下,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已超脱于河北当地的内在需求,某方面成为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政治任务。今年4月,河北省印发了《河北省大气污染深入治理三年(2015-2017)行动方案》,这被称为此前行动方案的的加强版,提出了40条针对性的治理举措,目标还是既定的“到2017年,大气pm2.5年均浓度在2013年基础上下降25%”。
柴发合对河北完成上述目标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前提是措施不减、力度不减,有些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方面,还有煤炭总量控制,这块任务艰巨。”
到2017年,河北要减煤4000万吨。如何为这一缺口及时找到替代能源,目前河北并不乐观。以天然气来说,供应不足致河北“气短”问题,还难以解决。
郭斌提及的一个问题是,河北的一些企业大气污染治理成本高,单靠市场化手段,不一定足够解决,继续治理,可能会使部分企业退出河北市场,或者使一些行业倒闭;不治理,污染严重,“这是河北比较矛盾的地方。”
河北省发改委曾在回复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函中表示,产业结构调整和压缩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影响该省GDP增速1.7个百分点,影响40万人就业。“因此国家需要一定投入,保持地方经济稳定增长。”郭斌说,去年国家给河北提供了几十亿元的资金支持,但拨付下来的一些钱并没有花出去,因为地方没有提供相应的配套,或配套跟不上,“比如国家拨付100万,当地政府可能需要拨付200万,政府配套占一半多,当地财政有困难的话,就配套不了,有些钱就拨付不下去,花不了。”于是这导致今年再向国家申请资金补助时,说“去年的钱还没花完,今年还要什么钱?”“现在(河北)资金缺口比较大,历史欠账比较多。”郭斌说。保定提高集中供热率,所需政府大量资金投入遇到的难题,他认为就是此例。
郭斌的建议是,北京和天津应对河北治理大气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国家层面,应协调京津冀的科研力量进行技术的联合攻关,比如河北要求的电厂污染物接近零排放,“还有哪些技术可以达到这个?”
柴发合认为,河北治理大气的最大困难还是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这需要持续做下去。在京津冀大气联防联控方面,要把这一机制发挥到极致,“真正做到如新环保法说的,统一监测,统一规划,统一监督统一管理,四个统一落到实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