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暴露的“问题肉”事件，因牵涉到国内外业务等而已演变成一个世界性丑闻。其母公司福喜集团虽事后发表声明向消费者致歉，但却辩称上海福喜事件是“一起个体事件”。而上海福喜公司质量部经理张晖则对调查人员承认，公司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如此，且“问题操作”由高层指使。对于次品的“回收再利用”也是公司明确的规定。

　　显然，从媒体的暗访到执行层面的供述看，上海福喜对过期原料和问题产品“回收再利用”可能并非是孤立事件，且优先供应中国市场。舆论的焦点也在于此，一家世界著名企业，大部分时间在其他国家都安分守己，为何到了中国却不守规矩。舆论得出一个共识，即在中国违法成本很低，值得企业为追逐利益而冒险。

　　这不独是食品领域的现象，在其他行业同样存在，比如，某些国际品牌汽车在中国不召回等等，这看上去是对中国消费者的歧视，但本质上是对中国监管制度的蔑视。因为正是监管制度有漏洞，才给商家歧视中国消费者的机会，这种尊严的丧失，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我们自身。

　　当然，食品安全在中国是个顽疾，至少大部分人承认，相比跨国企业，本土企业的原料与产品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跨国企业为了企业形象更加自律，值得信任。这确实让人尴尬，早就有一种自嘲式的说法，即中国人身体就是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各种食品里面有太多伤害身体的添加剂，此外还包括农药残留、地沟油、重金属超标大米等。

　　这很容易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为遵纪守法的企业生产成本更高，而产品可能不如有各种非法添加的食品在口感和外观上好。由于目前食品安全监管有效性较差，这鼓励了整个行业为了更高的利润而采取各种违法的操作，连跨国公司也不例外。

　　中国食品监管有效性差的原因在于监管文化的缺乏与制度漏洞。中国人有一种源自历史的饥饿感，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摆脱吃不饱的问题，因此，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人多地少，能吃饱且逐步吃好已不错了，只要吃不死人就没问题。这种普遍存在的想法也成为相关部门疏于监管的一种社会文化基础，而且，大中型食品企业能够提供就业、税收等，即使出了安全问题，当地政府也会尽量息事宁人，违规企业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在西方国家，如果食品存在安全问题，不仅消费者可以提出诉讼和赔偿，法律也会给予那些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企业伤筋动骨的惩罚，这些都可让违法者倾家荡产，没有所谓悔过自新的余地。但在中国，消费者不仅没有集体诉讼的权力，政府对企业的惩罚额度也很低，即使那些被迫关停的小企业，也有足够的自由另立门户，而不是列入禁入名单。

　　因此，维护食品安全关键在于执法，并给与违规者严重惩罚。但是，企业造假通常都是隐秘的，而中国式监管执法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抽查，企业很容易收买监管部门或者通过造假躲过抽查，而监管部门也会以取证艰难或人手不够而或推责或无能为力。因此，中国法律应鼓励并奖励举报行为及允许消费者集体诉讼，让大众参与到监督过程当中，为消费者提供自利博弈的对等机制，构筑市场自律自治能力，才能有效地震慑那些违法违规的企业或个人。否则，制定再多的法律，设置再多的机构，面对市场的汪洋大海以及违法者的隐匿，外部监管也难以摆脱“隔靴搔痒”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