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段树军

　　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两个目标并列相提，这充分表明改革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分量之重。

　　本报经济观察家、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建君教授在就改革问题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未来8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两个加快”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思路，其实质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以改革求发展、以发展促改革，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奠定最坚实的制度架构与经济保障。

　　政府自身改革是转型深化期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中国经济时报：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你认为我们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存在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张建君：我国经济转型的显著特征就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伴随转型深化甚至出现了“强政府”与“弱市场”的不对称发展格局。无论是在利用公共财力推动经济发展，还是项目规划审批，甚至如土地、信贷等有些基础性生产要素的配置方面，都存在着政府行政权力高于市场作用发挥的突出特点，甚至在政府职能的发挥过程中“重发展、轻改革”、“重管理、轻服务”、“重权力、轻法治”等倾向十分严重，由此形成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与市场平衡发展的体制问题。

　　例如，一是政策随意性大，这种随意性不但表现在项目规划与区域开发方面，甚至也表现在税收等制度刚性领域，由于存在较大的税率弹性空间，主管部门在按何种税率征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寻租空间；二是服务意识不强，随着改革动力的趋弱，政府机关重新出现了人浮于事、只求做官并不做事的现象，对于群众的诉求更是采取能拖则拖、敷衍了事的态度，甚至只对上级负责、不为群众办事，对待群众诉求高高在上、凭个人喜好运用权力；三是有些官员素质很差，许多官员不但把官场上的相互吹捧、拉帮结派作为为官之道，信奉关系学、厚黑学、封建迷信，而且追求腐朽没落、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相互攀比；四是权力寻租所引发的腐败现象更是层出不穷，腐败的发展过程让群众有严重的官官相护、政府不作为的感觉，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反感。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政府还控制着较大的社会资源、太多的审批权力，甚至较少的制度监督、较多的经济裁量权，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因此官员也就显得无所忌惮、完全不顾提高个人的党性修养。上述“强政府”的不良表现，正是我国在转型深化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所在。

　　因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转型深化期的市场经济宏观层次制度完善，问题并不在于宪政框架的重构，而在于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努力形成新的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应如何改革？

　　张建君：改革的重点是政府，在政府职能的发挥方面，除了市场经济通行的按照经济规律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等进行必要的经济调控之外，政府权力要坚决地从经济领域撤出，让市场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角，让市场主体成为经济行为的自由主体与自决主体，让全社会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为市场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这就迫切需要通过法治与制度的建设为权力戴上抑制欲望的笼头，全力打造公共政府，就是以社会公众作为服务对象，以提供各项公益、公共事业服务社会公众的公众政府，也是国家所有制的各种财产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有政府和贯穿法治精神的公正政府；从而形成平衡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形成自由、开放、创新的新型市场经济。

　　继续坚持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的改革思路

　　中国经济时报：你刚才说到，政府要深化自身的改革来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那具体到市场主体，你认为我们应对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采取何种改革态度与改革主张？

　　张建君：首先，十八大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与改革主张，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行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与主体；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

　　其次，实践已经证明，改革是着眼于增量的培育、还是存量的调整，存在着经济发展思路与经济利益关系调整思路的根本性差别。中国转型经济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坚持了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的有机结合。这要在转型深化期的改革实践中继续坚持。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重要的是仍然是存量调整而不是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是我国生产力体系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主体性成就，要让国有企业更好地造福全体人民，这是基本的改革原则。但国有企业长期依赖于传统管理模式与行业特点，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行业利益、行业垄断、甚至衙门气息，缺乏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依靠垄断地位而不是依靠技术创新获得市场利润等不良现象仍然较为突出。为此，在国有企业的存量调整方面，虽然发展仍然是国企改革的第一要旨，但深化国企改革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一要坚决调整因为行业垄断所形成的行业暴利，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监督与质询，形成通畅的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与利润上交的体制机制，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与运转能够体现更好造福全体人民的发展特点。二要严格限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缺乏有效监督、职务消费过度奢侈等现象，形成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及社会工薪基层收入的合理比例关系。三要明确国有企业利润中用于技术创新的合理比例，通过强制性的技术创新利润比例分配措施，一方面扭转国有企业利润福利化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切实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力军。四是在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公平竞争方面，国有企业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优胜劣汰，这是自然法则。但不能搞只是盯着国有企业，非得私有化、民营化，这是折腾国家的经济基础、制造权贵资本家、瓜分国有资产的错误方向，在新一轮的深化改革过程中一定要引以为戒。

　　营造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格局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一个公平竞争、平等准入、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是增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竞争活力与创新动力的前提和保证。十八大报告中再次重申“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今年以来，国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的政策措施出台也明显加快。在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发展格局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张建君：当前，转型深化期的中国经济已经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个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经济发展格局。

　　我认为最为关键的举措是：一要打破各种行业准入门槛，创造凡是符合条件的各类市场主体自由进入各种行业的机会与条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经济、三资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做到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竞争公平。

　　二是规范各类市场主体的税收制度，创造一个公平税收的环境，保证各类企业主体在相同的税收环境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除了国家政策明确允许的开发区享有不同的税收优惠外，要坚决实现税收的统一性、取消税收政策的弹性空间。

　　三是增强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大政府通过提供风险投资、信用资助等制度创新途径推进小微企业走科技创新与加速发展的道路。

　　四是严格三资企业及民营经济的用工制度，将合同用工制度所要求的三资企业、民营经济正常签订用工合同、按时缴纳员工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三金”等制度落到实处，为进一步创造全社会各个行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统一化、全覆盖打基础、做准备，通过解决非公经济就业者所面临的社会待遇差异，形成非公经济就业者享受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社会保障待遇的制度环境，从而为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与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全力推动技术创新，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中国经济真正推动到依靠技术创新、实现内生驱动的崭新发展模式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