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新金融观察 |
发布时间： |
2012年02月06日 15:50 |
作者： |
张晨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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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再次向欧洲施压，发布公告称如果未能及时实施财政改革，控制医保支出和其他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成本上升趋势，该机构有可能自2015年起下调部分“高评级”的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信用评级。
至此，在国际评级机构的轮番攻势之下，刚刚迎来开年之月的欧洲始终笼罩着一层阴霾——1月13日，标普宣布下调欧洲9国信用评级，其中法国、奥地利均失守3A评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两级，由于法国失守3A，该机构继而又于16日宣布将欧债危机解决利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信用评级从此前最高的3A调降至AA+；而后，惠誉在27日宣布调降欧洲5国信用评级，并将包括爱尔兰在内的6国评级前景置于负面。
而这个时候，恰恰也是人们对于欧洲领导人解决欧债危机希望重燃的时候。或许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2011年里，三大评级机构对于欧元区甚至整个欧洲有了太多“作为”，这一次，市场颇显麻木，并且引发了政治上的怒火与投资者的不满。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次贷危机前的锦上添花、无视风险到欧债危机中的过激反应、落井下石，评级机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
但同时，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却再度受到外界的关注，因为在标普决定下调欧元区9个国家评级之前，大公就已经下调了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主权债务评级。“标普在调整信用评级方面行动迟缓，而大公国际评级的可信度则越来越高，并常常走在别人前面。”开普勒资本市场的保险分析师克罗塞曾经这样提醒投资者。
事实上，自2010年7月至今，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在对多个国家的级别或展望调整中出现了向大公国际所给级别跟进的现象，全球的关注目光也逐渐聚焦到中国。特别是2011年8月3日大公宣布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之后，标普采取了调低美国信用评级的跟进。
“目前的国际评级体系是‘站在债务人的立场’，利用评级‘话语权’，设立有利于债务人的评级标准，完全不顾债务国家的实际偿债能力，不但侵蚀了债权国的利益，也使发达债务经济体耗尽了信用能力，成为危机深化的根源。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之一的中国需要拥有国际评级话语权，需要客观公正地揭示风险，在全球信用体系面临重构的关键时刻，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大公国际董事长、总裁关建中表示。
此外，在他看来，在刚刚过去2011里，信用正在以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刷新着人们认识世界的传统与经典的思想观念。
调整信用关系
自2011年初起，三大评级机构接连出手对欧元区国家乃至整个欧洲施压，从1月惠誉宣布将希腊国债降为垃圾级开始，欧元区的信用危机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之下呈现扩散之势，最终，标普于年末上演了“将15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列入信用观察负面名单”的收官之作。
客观来看，这场持续一整年的行动，三大评级机构的确有自己的理由，比如恶化的经济形势可能令整个欧元区在2012年陷入衰退，比如欧元区政策制定者在如何应对眼下的市场信心危机方面存在分歧，欧元区成员就远期经济、金融和财政等问题难有共识等等。
然而，与三大评级机构频繁出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场的反应却日益冷淡，因为他们的表现似乎总是与市场的期望相差甚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他们扮演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
“从根本上说，评级是具有利益输送功能的。债务国主导的评级话语权是要保护债务国的利益，债权国要保护债权国的利益，这样的利益之争在2011年体现得非常明确，三大评级机构在对待美国和欧洲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双重标准，比如对欧元区国家不断地降级，而对于他们的盟友——英国却显得格外谨慎。”
在次贷危机到来之时，三大评级由于反应迟缓以及对风险过于乐观，曾经彻底失败了一次，并遭到来自全球的围攻。而对于欧债危机，起初评级机构曾起到了预警作用，比如早于欧洲当局半年预见了希腊危机的破坏性以及可能蔓延至欧元区更大范围。但是，在欧债危机发展和蔓延的过程中，评级机构的过于悲观以及频繁出手，使这场信用危机愈演愈烈。“大面积下调欧元区重债务国信用级别，这既是在纠正其过去的评级错误，也再次证明了西方机构的评级标准和结果都不具备预警性。”关建中表示，“所以从全球来看，2011年评级行业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整个主权债务危机，有的在继续掩饰风险，有的在对危机推波助澜，凸显了不同的评级力量所代表的利益纷争。”
对此，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曾公开表示，评级机构从根本上讲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其基本功能在于缓解乃至减少存在于发债方和买债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按照市场期望，评级机构应该做到公正、客观、透明地评估风险大小。遗憾的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两次危机中表现都有大的偏差，基本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而为了表示对美国控制评级话语权的抗议和不满，欧洲议会的议员们也曾号召欧盟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与三大评级机构抗衡。但在关建中看来，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太多意义的，“欧洲长期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评级，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洲人从没有认为美国的评级有问题。现在他们提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欧洲国家领导人将之视为政治问题，但他们作为债务人去评价债权人是没有说服力的，同样，自建评级机构来评价自己，也很难得到市场的认同。”
“缘何美国现在还具有话语权？是一个历史的延续。过去美国是债权国，1985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净债务国，但是人们早已公认三大评级是历史最悠久的、最权威的，并因此控制了市场，全世界都在用他们的信息，很难想象摒弃它是否可以，至少目前还不行，因为没有替代物。所以未来唯一能在当今世界的评级领域有所作为的就是中国，这是由我们的经济和债权地位所决定的。”关建中补充道。
与此同时，关建中认为，本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国际信用关系的调整过程。西方债务国长期控制国际评级的话语权，颠倒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原理，当债务人拥有评级话语权，他们所考虑的当然是如何借到更多的钱，而非实际的偿债能力。
变革评级体系
也就是说，这场席卷全球的信用危机是因国际评级体系持续向世界提供错误评级信息导致世界债权债务关系因缺乏真实偿债能力支撑而出现的信用关系调整过程。在关建中看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是改革国际评级体系，建立国际评级新秩序。
所谓信用危机，是指信用关系的调整过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过程，是因为目前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依据先行的评级体系所提供的评级信息建立的，如果评级信息错了，信用关系也就错了，危机也就随之而来。“危机实际上就是指过去虚拟的信用关系泡沫需要破裂，这就迫使我们为了解决问题就必须建立新的国际评级体系，由其向市场提供真实的债务人偿还能力信息，据此建立起可靠的国际信用关系，才能恢复信用体系对社会再生产的资金供应保障作用，实体经济才能恢复其应有的财富创造力，世界经济才能进入复苏的拐点。”关建中表示。
据了解，大公国际曾于2009年提出“构建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这一理论，目标是建立起一个代表所有国际社会成员利益的非主权性质的新型国际评级机构，构建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建设一个由各国评级监管机构为成员的国际评级监管组织，依照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评级发展规律构架起全新的国际评级体制机制，使其能够承担起世界评级责任。
对此，关建中表示，“我们在分析了这场全球性的信用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后，深刻地认识到现在的国际评级体系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必须要进行改革，而且在现有框架内进行修修补补，是不能满足信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需要的，为此，我们在改革的思想理论方面作出了系统的回答。”
那么接下来如何改革以及如何选择改革的路径呢？据了解，目前大公国际已经将改革的目标付诸行动，旨在联合多国的机构来推动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评级机构，使得这个机构未来的非主权性质体现在由多个国家参与，以期承担起世界评级责任。
据介绍，截至目前已有包括前欧盟主席普罗迪、法国金融监管委员会主席朱叶、菲律宾央行副行长迪瓦?贡古多等来自欧洲、南美、亚太各国的政要、机构和企业领袖对大公国际进行造访，而对于大公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构想，各界也都普遍认可。
关建中认为，在以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基础服务体系中，评级体系是与货币体系、信用体系等同的三大独立构成要素，而不再是谁的附庸。只有直面她的存在、改革与发展，而不是躲避、减弱和放弃，才能建立新型国际信用体系，形成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当然，这已不再只是评级机构的担当，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此外，2011年2月，关建中在吉隆坡提出构建新型国际评级机构的倡议，目前已经得到以“金砖国家”评级机构为代表的十几个机构的响应。由此看来，大公在国际上的认可程度似乎要高于国内。
而对于国内的形势，关建中也对今年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大力扶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于近期表示要鼓励中国份额评级机构国际化。我想这应该是个转折点，过去许多认识上的问题可以借此机会得以改善，特别是在政府层面逐渐意识到重要性并且已经发号令之后。”
与此同时，关建中还表示，“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就应该去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拥有国际评级话语权对整个世界是有好处的，因为要考虑把钱借给谁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债务人拥有评级话语权，立足点只在如何借到更多的钱。” 事实上，争取评级话语权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型债权国的义务，更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本土评级走出去的需要。
中国评级走出去
如果西方利用评级主导地位影响国际宏观经济的情况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长期面临这种国际环境，这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因此，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正是我国经济安全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出击”的关键一环。
周小川曾公开撰文表示，中国在制定国际金融标准中“要有自己的声音”。他指出，“过去国际上的一些标准，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后来者，所以都是发达国家说了算，我们只好跟着定。制定标准的时候，西方国家可能有自身利益，因此制定出来的标准对其自身有利。”
但今天国际经济的格局已经改变。周小川认为，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在重要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我们该参与的要参与，不能该争取的不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放弃发言的机会；也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在此背景之下，更加需要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参与国际化，在竞争中提升国际地位。而对于国际化的形式及路径，关建中很明确，“中国评级机构国际化，必须要在看清国际化究竟需要做些什么，比如做几单国际业务，不能叫国际化，重要的是评级机构能不能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在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由于评级的失误所导致的金融灾难、社会灾难的时候，把握、驾驭、主导一个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如果能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就能实现国际化；反之，如果在机遇面前束手无策，或者试图采取传统的、常规的方式去国际化，那是不可能的。”
在他看来，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国际化的必然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如何解决风险信息不对称关系着中国企业集团军海外投资的成败。要保障中国海外投资安全，避免国民财富流失，就应该拥有代表自身利益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的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次，中国需有一个安全发展的国际宏观经济与信用环境。西方发达债务经济体凭借评级话语权输出债务，导致国际宏观经济与信用环境的持续恶化，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外部环境的长期不利影响，因此中国评级机构应该积极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参与国际评级事务，为中国和世界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宏观经济与信用环境。
此外，之于大公国际来看，关建中认为今年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就是民营品牌国际化，并将今年定位为转折之年。“所谓的转折是基于2012年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发展所作出的判断，无论国际或是国内，解决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然是非常紧迫的。今年，我们首先要取得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其次，如果一个评级机构没有制定评级标准的能力，就没有评级的能力，就不能够承担起评级机构的社会和公众责任，所以我们要在评级标准的设立上取得一个非常大的成果；第三，在国际评级业务方面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规模和质量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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