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深圳商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12月19日 09:28 |
作者： |
邓勇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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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顶、小个、松松垮垮的衣服，拎着一个塑料袋。如果不是一群衣着光鲜的人领着，跟刚从菜市场出来的农民工老头没什么两样。这就是这个在全球卓有盛誉的澳大利亚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而经过了随后一天的跟踪采访之后，更令我难忘的却并不是教授睿智博学的大师风范，而是他那极富感染力的笑声。在南海大道春满园酒楼，他与国内的亲戚们餐叙时，他这样哈哈大笑；在深圳大学科技馆的学术报告厅，与学术大腕们讨论宏大命题时，他同样不时这样哈哈大笑；在东华假日酒店的客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的笑声还是贯穿整个谈话。他的笑声爽朗明亮、无拘无束，传递出来的纯真无邪极大地感染着旁边的人。在深大作报告的时候，他那一串串笑声就引来了听众的阵阵掌声，一位来宾微笑着告诉记者：“笑声是黄教授的标签，更是他与很多学者的最大不同。”
曾经有学者撰文这样说，“不知道是黄教授朗朗的笑声铸就了他那天马行空的思维，还是因为学问上的炉火纯青，才会有这纯真自信、独树一帜的笑声？或许笑声与学问互补。”
其实，黄教授本来就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几年前他在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的时候，一上台就说自己其实也是南大毕业的，待台下掌声大作之后，才抖了个包袱——新加坡南洋大学。在谈到上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时，他说他特别喜欢弗里德曼，原因是在西方经济学家里面，只有跟弗里德曼说话时，是不用仰着头到脖子酸痛的。弗里德曼不到一米六，比黄有光还矮，被他称为全球最小的同时又是最大的经济学家。
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达观、无拘无束的天性促成了他广泛的学术兴趣，从中国经济问题到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从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到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但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他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对快乐的研究，他甚至主张把快乐作为经济增长、公共政策等等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取代了经济学沿袭多年的“效用”。
黄有光简介
邓勇峰摄
黄有光，祖籍广东潮州，１９４２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槟城韩江中学（１９６１）、新加坡南洋大学（１９６６）、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１９７１）。在澳大利亚Ｍｏｎａｓｈ大学任教授（１９７４～１９８５）及讲座教授（１９８５至今）。于１９８０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２００７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
黄有光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其经济学的研究兴趣与贡献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１
中国经济发展有利条件仍存在
记者：黄教授，几年前，您曾经说过中国经济还能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在现在这么复杂的经济形势之下，您还坚持自己的看法吗？
黄有光：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中国从比较呆板、管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比较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采取对发展有利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入海外资金和技术，再加上本国人民的勤劳的天性、很高的储蓄率、创新的企业精神。而这些有利条件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除非发生一些比较极端的事件，使得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不会改变，但是发展的速度会随着我们发展的水平越高而有所降低。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继续以相当高的速度发展几十年在多数的情况下会实现。
记者：那么，您认为需要从哪些方面来保障这个发展呢？
黄有光：最主要的当然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经济啦！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我认为还需要一些制度上的保障来补充市场经济的不足。比如环保问题，现在车很多，造成日益严重的拥堵、空气污染、噪音等环境问题，就可以通过一些行政的手段来管制，比如对车辆或者汽油课以重税，这样既可以遏制汽车的过度使用，又获得资金来发展公共交通。总而言之，应该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同时，通过制度来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环保，然后还有食品安全、分配不公、道德滑坡等等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能够逐步解决，我们就能继续高速发展几十年。而且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我也不认为就会停顿了，可能会是中速发展，然后是低速。还有就是，即使是从当前的１０％降低到７％，其实也是高速，相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还是高速的。
２
经济没有过冷，无需鼓励消费
记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出口和投资都遇到了一些瓶颈，中国政府现在鼓励老百姓消费，希望通过促进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而您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中国不需要鼓励消费，为什么呢？
黄有光：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没有重大的外部成本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些需要控制的问题，像人们把钱放到现在消费还是留到以后消费这样的事情应该让他们自己来选择。中国老百姓把钱储蓄起来，为将来买房、孩子教育、养老甚至是为孩子买房做准备，未雨绸缪，这其实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
另一方面，我们经济并没有过冷的问题，反而是有过热的问题，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这么做，只要能把较高的储蓄高效率地转化为投资就没有问题。现阶段如果可以确保总需求不下降的话，就不需要鼓励消费，只有在出口和投资都无法保障总需求，整个经济过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短期内鼓励消费，但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那样的情况出现。
我认为，中国在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科技的同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传统美德，储蓄率高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高储蓄就高累积高增长，这样的传统美德不应该抛弃。
３
救助欧洲需要互惠互利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主意。现在欧洲经济又出问题了，中国政府应该出手救助吗？
黄有光：我们如果能够跟欧盟的这些国家达成某种彼此互惠互利的安排，我认为还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不主张大量牺牲我国的利益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尤其我认为持有很多美债，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就如同以负利息借钱给富裕的美国人去玩，这是不合理的。我们的外汇储备应该放在更可靠的地方，购买实质资产，比如黄金白银、持有外国好的公司、甚至是外国的土地。当然这个投资比较复杂，我们有过失败的教训。
所以，对于欧债危机，关键还得看谈判，看条件能否做到互惠互利，比如能否资金换技术等等。
记者：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住房问题，温州民企跑路现象等，您有什么看法？
黄有光：我认为，中国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土地应该允许用来建房子，这样可以增加房子的供应，降低房价的增加率。对于温州的现象，我是研究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的，对这个没有研究。我的猜想一方面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困难的表现，而另一方面银行业不能随意贷款。中国银行业只喜欢给国企贷款，他们应多给私人企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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