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展壮大的中国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对外直接投资（FDI）成为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托。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1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FDI流出达到230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则是这个地区最大的FDI流出的来源国（地区），分别达到了创纪录的760亿美元和680亿美元。中国的FDI流出以及GDP首次超过日本，FDI流出量占全球FDI总流出量的5．2％，在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中位居第五。并且，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还会不断增强。
　　2011年10月21日，由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承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二届国际投资论坛在南开大学举办，来自政界、企业界、学术界的专家与学者就“跨国投资与发展：政策与制度的选择”为主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特别邀请参与此次论坛的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宫占奎、国家外汇管理局监察管理司司长王允贵、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兆一等嘉宾，就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主持人 练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非常快，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现状如何？具有哪些特点？在未来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冼国明：上个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走向全球。从那个时候开始，企业国际化的模式在业界形成三种共识的方式：贸易、投资、非股权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进行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选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以出口所衡量的企业国际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只是以外资作为主体的一种贸易方式，并不反映本土企业在技术、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现在我们计算的贸易额是一般贸易出口额，扣除了加工贸易的部分，一般出口贸易额由1981年的208亿美元提升到了2009年的5298．12亿美元，增长速度非常快。
　　第二，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大幅增加。2009年全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565亿美元，较2003年的28．55亿美元上涨了近20倍。从行业来看，起步阶段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近年来在租赁和商务服务领域的投资迅速增长，2003年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我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8％，2009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存量占我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3％，而制造业占不到10％。
　　第三，非股权模式，也就是以契约作为基础的模式来发展，涉及合同制造与服务外包。首先是加工贸易在我国发展得很迅速，截至2000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13％、出口总额的55％。服务外包在我国起步比较晚，但发展迅速，2008年离岸合同的执行总额为46．9亿元。虽然非股权化模式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进行的，本质上是一种内向的国际化，但以合同制造、服务外包和特许经营为代表的非股权模式仍然为国内企业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中国内地家电企业与台湾电子产业发展经验表明，非股权模式在为我国创造就业机会和贡献产值的同时，也的确成为某些企业成长壮大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孵化器”。
　　另外，作为国家战略的反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必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在海外能源、资源市场上，最活跃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才具有实力和能力在海外获得能源和资源的供应。
　　从出口的角度来看，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频现，出口贸易所面临的障碍和壁垒也日益增加，所有这些都表明，单纯依靠出口并不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最优选择。很多企业一旦面临着比较高的出口目的国技术贸易壁垒时就会倒逼这些企业进行企业国际化的经营，这是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直偏低，未来应有较大发展空间。后金融危机时期，随着出口壁垒提升，很多国内企业开始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发展所需的品牌、技术以及营销渠道等相关资源。第三个趋势，非股权模式所具有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将使其在未来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借助非股权安排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并积累相关技术和经验，也将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途径。
　　王允贵：国家外汇管理局现在每年对所有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进行外汇年检，根据最新的年检数据，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基本为独资，即使是合资，中方也占绝对控股。我们统计，到2007年年末，在外管局登记的境外企业，协议的中方投资总额占整个协议投资总额的69％，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企业，中方的控股比例约是69％。境外企业结构的设立方式单一化，表明了我们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面临着很多的风险，而独资方式让风险可控，但在获取利益和掌握对方的技术方面则面临着相应的障碍。
　　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到底是民营企业多还是国有企业多？我们看了一下年检的数据，从对外投资金额上看，以国企为主；从数量上看，以民企为主。从现在的数量看，民企大有超过国企的趋势；但是从总量来看，国企应该算占有绝对的优势。
　　另外，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主要是集中于商务服务业、采矿业和制造业。2010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在境外的直接投资金额的47％是集中于商务服务业，出口企业或者是国内加工企业在境外设立销售网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大量的民企对外投资量很大，但不是到境外从事制造业，而是大量开直销店或者是网络店。有20％是集中于采矿业，10％是集中于制造业。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们制造业在境外投资却是非常小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所有权的优势缺位。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没有核心的知识产权，进不到高端的制造业，这个情况值得反思。
　　我们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确实量很大，但主要是集中在地缘比较近的地方，例如亚洲和拉美。2010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占我们整个投资的65％，相当高。另外，我们在拉美的投资大概是占19％，在大洋洲的投资占5％，欧洲占5％，北美占4％，非洲占2％。在新兴市场和不发达地区，境外投资企业面临的是大量的投资风险，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导致了我们企业的不确定性非常多。相对来说，欧美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占得非常少；也同时说明我们中国企业在主流的市场上，没有占到核心的优势地位。
　　冯兆一：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如果按照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实际上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了，而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开放区域里面最能够完整和脉络清晰地反映开放进程的、并且有普遍代表性和借鉴意义的就是所谓的特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园区。这些区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最主要的载体，后十年又是奠定了中国工业最具实力的基础。我相信，在发展中国家兴办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成为我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新模式，理由在于：我国经济结构亟待调整，产业发展亟待转型；我国基于低成本的优势不断削弱，产业转移迫在眉睫；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走出去”模式已具备较好的政策环境，时机相对成熟；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模式”的全球推广，将使国际各方利益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已经不再提出需要一些援助或者是投资，他们提出来想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中国的开发区模式或者是工业园区的模式带到发展中国家去，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国际投资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世界经济有哪些变化需要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注意？
　　张幼文：对于今天的世界，国际投资已经超越了贸易，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世界经济出现了九大变化：
　　一是全球经济发展特征的变化，也就是板块差别。由于要素的基本流动特性是容易流动的要素向不容易流动的要素流动，也就是说土地、低端劳动力是相对不流动的，而资本、品牌等等是相对流动的，后者向前者流动，导致新兴经济体发展更快。
　　二是国际贸易数量结构的变化。要素流动后，会创造贸易，也会抑制贸易。
　　三是国际分配的原理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进行国际贸易研究的时候，更多注重的是从垄断和不等价交换等方面看国际分配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实际上要素的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从而决定要素的收益，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分配关系。发达国家输出、流出更高的要素，因而获得相对更高的收益，这不但是今天世界的分配规律，也是国与国之间财富分配差别的一个重要基础。
　　四是世界经济增长成因发生了变化。过去经济学看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看要素流动、生产力的变化；今天我们看到要素跨国流动、重新组合后，既带来企业的规模经济，也带来了国家意义上的产业规模经济，这两者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一是靠我们自身的要素生产力，另一个方面是因为稀缺要素流动以后，提高了我们的劳动生产率。
　　五是两类国家增长格局的变化。
　　六是GDP内在含义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到，GDP只是以地理为要素的产出，但更多的要素是来自国外流入。一个国家实际财富的增长，特别是要素流动推进的国家实际财富增长，并不等于它的GDP增长。例如新兴经济体在中国产出，资本流入美国，实际上美国拥有更高的财富拥有权和财富的产权。当然，要素流出国虽然增长率下降，但是它有更多的流出要素产生。
　　七是国家竞争力主要标志的变化。
　　八是当代国家竞争优势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九是均衡状态发生了变化。由于要素流向不平衡，今天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发展得更快，是因为生产向新兴经济体集聚。如果发达国家没有发展起相应规模的新兴产业，那么必然出现贸易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不可能用汇率来进行调节的，这是我们应对美国压力的理论上的回应。
中国很难成为制造业投资大国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暴露出哪些问题？遇到什么阻碍？
　　冼国明：中国这30年来依靠投资的驱动，中国企业独立的自主创新能力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和排斥了，导致中国企业本身所拥有的优势相对比较低。另外，民营企业的发展目前还是比较弱的。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很难成为主要的投资大国。这样就产生以国有为主体的能源资源投资格局，以及相应的租赁和商务发展，这是一个和其他发达国家及新兴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投资发展的宏观模式。这个模式短期内很难改变。
　　宫占奎：第一是对国外法律的了解不够，尤其是当地法律、要求，我们企业了解得不够。第二是对于RTA政策了解不够，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盘点，关于中国跟东盟的商品贸易、投资协定等，中国企业家对协定中的优惠政策不大了解，做起来比较困难。第三是中国企业对当地的灰色区域、灰色要求不大了解。第四个是国内外经营模式区别较大，有些中国企业不适应当地的管理模式，中国人比较勤劳，有时候到了休假的时候咱们还在工作。第五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现在以6．3元人民币换成美元到国外投资，明年换回来只剩5元人民币的话，这对投资是一个威胁。所以现在对国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估计利润要大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才会投资；如果他感觉风险较大，比如估计能有20％的利润，但人民币可能升值30％，那么就会觉得投资要亏。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是需要企业的积极性，另一个是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
　　王允贵：第一是融资难。我们中国企业本身就是自有资本，到境外以后，又没有我们的跨国银行在跟进；同时我们中国企业在境外很难得到对方金融机构的授信。国企基本上能够得到匹配资源，但民企到境外进行金融活动都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对投资目的国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不了解。大量的民营企业，包括一些国企在境外投资有很大的盲目性，认为国内不好做了，就出去做，实际出去做也不顺。我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像重视出口一样重视对外直接投资，成立类似于海外投资促进局这样的机构，全盘协调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文化问题，帮助我们企业更快走出去。
　　第三，缺乏合营竞争力。我们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并不是基于所有权优势基础上的一个竞争，很多还是去寻找资源，但出去后发现市场难做，技术也难以学到。建议还是要分化改革，促进我们非公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的非公经济能够在产业大军中获得一席之地，在国内，企业能够确实获得一些独立的知识产权，到国外做产业才能够促进相关的市场；同时要打破国内的行业垄断，还要对非公经济进行引导。
　　程宝库：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的总量还是偏小；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控制资源等一些初级的目的，制造业占的比重还只有10％；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领导力，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弱的地位；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开放措施方面来看，资本项目还不能自由兑换，比如外汇还得经过审批，出去那些钱回来，从对外投资变成对内投资，也有很多障碍。
　　企业的风险分为六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可能受到外国政府歧视性的待遇，我们国家的企业要出去收购一些资源性企业或者是高科技企业，因为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可能这些并购、这些投资最后不会被批准。二是政治动乱，例如利比亚的战火给投资当地的中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三是罢工和暴力事件，由于文化、环境上的差异，发生烧毁我们的商店、工厂等一些事件。四是合同违约，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合资的时候，在本地投资，签合同一定要用当地语言文本，也许中方不知道当地语言表述的差异，结果莫名其妙出现违约情况。五是运营管理风险。海外用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要完全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有时候很大，可能出现中国企业无法约束员工的情况，给内部管理带来风险。六是国内审批制度给 “走出去”企业造成风险，有的企业在海外需要用外汇，但要经过层层审批，最后审批获得的额度也许会少于企业预期，这样企业就会产生资金缺口。
　　国际上目前有华盛顿公约、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WTO协定三方面约束。另外，中国与13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保护协定，条款比以前更丰富，包括国民待遇条款。我认为，这些机制对各国政府形成了约束，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去打这类官司，耗费时间不说，花费的金钱比赢官司要回来的钱要多得多，所以对企业来说，打这种官司是不现实的。其余的风险，就要完全靠企业自己预测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的能力来解决，这是企业自身必须做到的。
　　冯兆一：实际上海外投资从来就不存在单纯的经济利益、商业利益和简单的经济逻辑。无论是美国的现代产业集群理论，还是迈克·波特尔的竞争优势理论，都始终强调了政府对于推动企业走出去的作用、推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台子要搭好，企业才能唱好。
　　我们国家已经到了经济结构调整时期，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采取境外经贸合作的模式，会有利于帮助我们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中国企业如何在国际上走得更远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化舞台上走得更远，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冼国明：首先，给予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以必要的资金或税收支持，建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培训和指导体系与东道国资料信息库，协助企业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判，建立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预警体系；在企业技术层面，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根本在于注重自身技术积累与自主研发创新，提升学习能力和对外来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模式选择上，对发达国家的海外经营活动可以考虑采取出口或非股权安排的方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经营可以尝试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技术密集型产业适于采用跨国并购的模式进行海外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则更为适当，了解东道国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习惯等信息，把握不同经营方式所面临的成本和风险。
　　王允贵：如果想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深化改革，使我们中国企业真正在国内市场取得全球的竞争优势。
　　冯兆一：我想针对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提几点建议，一是政府的作用非常大，如果政府只是把这项工作推给企业，实际上企业是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的。中国的开发区之所以成功，是在于政府的支持；而海外政府是不会像中国政府那样支持园区的，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要探索企业参与投资的盈利模式，如果不盈利，那么没有企业愿意去投资。二是启动驻在国政府间合作发展的双边协定，突破园区开发与投资的法律障碍。三是建立双边工作委员会，共同搭建有效平台。四是所有资源，包括学校、医院，如果都向园区集中的话，产生的效果远远比我们想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