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从来都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宰相出于青衣”，并没有“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即使是“一篇考卷定终身”有缺陷，也要比“察举制”、“推荐制”公平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高考制度，才给了“寒门出贵子”的机会。
■见习记者 练琴
　　随着大学开学，媒体上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十分热烈。近日有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有学者总结，“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30年来，国家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农村学生上名校比例降低的原因何在？是否应该归罪于高考制度？农村学生受教育的资源不平等是否反映了新的 “阶层不平等”？对此本报记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部原部长丁宁宁进行了专访。
农村义务教育状况不乐观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现在社会上“寒门学子难入名校门”的说法和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不断下滑的数据，您是如何看待的？
　　丁宁宁：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下滑的趋势值得重视，但是在高校农村学生比例是否下降的问题上，我认为还是应当考察高校整体入学人数中的农村学生比例，而不仅仅是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例如，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比例不断降低，高校整体入学考生中的农村学生比例也会随之下降。
　　重点高校是从尖子里面挑尖子，即使在文革前，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也低于农村人口比例。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学生由于教育资源、学习条件方面的限制，在外语、物理、化学等方面受教育的水平没法跟城市的学生比。事实上，很多农村孩子十分用功，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把字写好、把文章写通顺、运算不出错。但高考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对农村学生来说，就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
　　由此可见，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问题，与农村的义务教育状况有很大关系。如果农村中小学的教学条件能够达到或接近城市学校的水平，我相信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比例，就会和中国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差不多了。在此之前，就算农村孩子特别聪明，考上一线重点大学的比例也达不到城市考生的相应比例。因此，义务教育均等化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
　　除上述因素外，目前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下降，与金钱、权力等消极影响有很大关系。这才是媒体关注的问题所在。
　　“寒门难出贵子”主要原因不在高考，而是社会腐败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将 “寒门难出贵子”归结于高考制度，对此您怎么看？
　　丁宁宁：高考制度是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脱胎而来的。自古以来，从来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宰相出于青衣”，并没有“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当然，高考只是一把尺子，只看结果，不管过程，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然而，即使是“一篇考卷定终身”有缺陷，也要比“察举制”、“推荐制”公平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高考制度，才给了“寒门出贵子”的机会。
　　如果说现在真的出现了 “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则主要原因不在高考，而是社会腐败。前两年不是有假冒别人的名字上大学的例子吗？现在很多人打着 “高考改革”的名义，搞变相的“察举制”、“五品中正（推荐）制”，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如果认真调查一下，背后难免有权力和金钱的影子。即使是校长推荐，也应当参加高考，最多在分数上放宽一点，不要卡得太死。如果连高考都不参加了，谁来约束校长的行为？难道老百姓不懂得“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个道理吗？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农村学生在高等院校中比例减少还有其他原因吗？
　　丁宁宁：首先是农村学生上大学，需要负担超出他家庭承受能力的学费和生活费。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后，老百姓的观念并没有跟上，还以为上了大学就能当干部，所以宁可借钱也要供孩子上大学。但后来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贷就成了问题。这能不影响农村学生的升学意愿吗？农村学生上大学比例下降，并不是职业教育将农村学生“吸”走了，而是农村学生主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大学扩招时提出过一个口号：“高等教育大众化”，那就应当把学费降到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水平，并给贫困家庭的学生以生活补助，而不是采取普遍的助学贷款模式，让学生家庭自己负担。我们的助学贷款是从美国学来的，但美国的公立大学基本上是免费的，私立学校则有名目繁多的奖学金，大多数学生并不是依靠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的。我们将助学贷款作为贫困生脱贫的主要途径是有很大偏颇的。虽然近年来我国增加了一些对贫困生的补助，出台了师范生免费等政策，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有人把目前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归因于金融危机。这当然是有影响的，但更重要的是当时高等教育的盲目扩张，只是为了解决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没有考虑到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和人口变化趋势。其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由于大学的学科设置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需求结构脱节，很多大学毕业生长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不能过早断定新的“阶层不平等”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一线高校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是否反映了一种新的 “阶层不平等”或是“出身不平等”？
　　丁宁宁：我认为从这个现象就推导出“阶层不平等”和“出身不平等”的结论是过早了。从教育领域来看，与同时起步的几个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情况还是最好的。
　　文革前，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于财力的限制，政府更多地关注城市的发展，农村的公共服务则更多地依靠农村集体经济。当时的农村学校、合作医疗都以公社、大队为主来办，政府只是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1982年新宪法颁布后，政府开始逐步接管农村教育。到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学校中约有300多万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基本实现了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这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基础。不能仅凭几个数据就得出“阶层不平等”、“出身不平等”的结论。
　　同时应当指出，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教育方面也会有跟不上的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例如“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大学扩招大跃进”等。现在认识到了，就应当做出改变。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不应当搞市场化，因为本质上这是政府的责任。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例如在国外，即使是私立学校，只要承担义务教育责任，政府就给予财政支持。这不仅是社会公正的基础，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