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锦辉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这使得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更为复杂与艰难。就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峰值远未到来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对碳排放总量峰值的影响有哪些？
　　李佐军：目前，中国正处于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机械制造、汽车、钢铁、建材、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行业相继进入快速增长通道。与此同时，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处于30％至70％时即为加速阶段），2010年的城市化水平为47．5％，基础设施建设正大规模推进。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组从历史考察的角度发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演化依次经历了碳排放强度峰值、人均碳排放量峰值和碳排放总量峰值三个阶段。就中国目前来看，仅仅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高峰，且碳排放强度尚未稳定下降，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还未到来。
　　“高碳”致使中国能源消费的碳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能源结构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这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李佐军：中国的能源结构特征是 “富煤、贫油、少气”。1990年，中国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为76．2％，2007年为69．4％。2008年，在中国的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8．67％，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只占18．78％和3．77％。这决定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并且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将比其他工业化国家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实现低碳发展。
　　煤的碳密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许多。在产生同等热量的条件下，煤、石油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比例大致是5∶4∶3。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将产生4112吨的二氧化碳，这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出30％和70％。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中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
　　在中国，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洁净能源所占比重过低，可再生能源的商品量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核能比例较低，小水电资源开发利用率只有23％，风电资源的利用率仅有万分之五。已经涌现的一些新的能源开发利用成果在中国已崭露头角，但其开发利用的比例仍然很低，距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发展路径依赖或致减排成本增加一倍
　　中国经济时报：除能源结构呈现 “高碳”特征外，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对低碳转型的障碍还有哪些？
　　李佐军：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系统对化石能源具有很强的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还将面临“锁定效应”的制约。
　　中国高出口、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被锁定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路径上。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基于化石燃料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就具有更大的惯性。荷兰环境评估机构的研究表明，今后10年修建的高碳基础设施和设备在经济寿命还没到期的时候就必须报废，这造成每年的减排幅度需增加1倍，即减排成本由现在开始行动的2．5％上升到5％。
　　中国政府“越位”、“缺位”问题严重，体制变革难度很大，形成了体制的 “路径依赖”。政府“越位”表现为政府权力过于强大，干预和替代市场。越位越多，权力就越变异，越容易转换为资本。政府“缺位”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不够，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发育缓慢，知识产权保护乏力等。政府一旦被锁定在“越位、缺位”的轨道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消费、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转变，低碳发展的障碍也就很大。
　　人口数量必然造成中国碳排放总量巨大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是第一世界人口大国，这对中国的碳排放有哪些影响？
　　李佐军：人口数量与碳排放量具有正相关性。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加。大量的人口及其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导致资源、能源、产品和服务等需求的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
　　有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人口相对应的二氧化碳的平均排放的增加量是1．28％。中国的人口高峰预计将在2030年到2040年出现，数量达近15亿，因此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仍将持续约10年。
　　中国未来20年内可以预见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加，是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在当前的国际谈判中，各种研究报告和政治提案都试图将作为排放大国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集团中分离出来，特别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对中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