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

　　■ＤＲＣ高端访谈■本报记者 周子勋

　　多听听负面的声音，

　　没有大的坏处

　　中国经济时报：前不久，因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正确预测而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将在２０１３年后遭遇“硬着陆”，可能出现长期经济衰退。投资大亨索罗斯也表示，中国错失抑制通胀的最佳时机，经济泡沫已显现，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对此，您怎么看？

　　魏加宁：我个人认为，我们要警惕两种倾向。过去，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时，存在过一种极端的倾向，就是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只要是外国人说的就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又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有人叫它“逢外必反”，就是说，只要是外国人说的，我们就反对。外国人只能说中国经济的“好话”，不能说存在的问题，一说问题就是“唱衰中国”，就是“反华”。

　　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实，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如果能够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就能够“防微杜渐”，就能够将各种危机防患于未然；相反，如果听不进不同意见，不允许人家说“危险”，反倒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先例：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日本人曾经大谈“东亚奇迹”，鼓吹“东亚模式”，可是没过多久，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本世纪初，美国人大谈“新经济”，鼓吹“新经济”已经使美国的经济运行永远摆脱了经济周期的束缚。可是没过多久，“ＩＴ泡沫”就破裂了；之后，美国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大谈“金融创新”，吹大“房地产泡沫”，其结果就是这次“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乃至国际金融危机。

　　那么，早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时期，早在美国“ＩＴ泡沫”、“次贷泡沫”形成的时候，有没有人表示过这样或那样的担心呢？其实是有的，但是这种声音往往微乎其微，被强大的“利好消息”所掩盖，有这种担心的银行职员失去了工作，有这种担心的专家学者被批为“乌鸦嘴”。所以，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多听听负面的声音，多听听别人的提醒，我认为没有大的坏处，尤其是在我们“和平崛起”的时候，尤其是在人们大谈“中国模式”的时候。

　　当前中国经济走势面临着三种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走势将会面临哪些风险？

　　魏加宁：不管外国人怎么说，我们自己的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势的确面临着三种风险：

　　一种风险是“滞胀”，条件是宏观调控过于“温和”。当然我们还一下子到不了当年美国“滞胀”的水平，因此有人将“中国式滞胀”定义为增长率在８％以下，通胀率在８％以上（如王建）；也有人定义为“增长在６％以下，通胀在４％以上”（如厉以宁）。但我认为，当前最容易出现的首先是“边际滞胀”，就是增长速度逐步趋缓，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美国当年导致“滞胀”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宏观经济政策上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断用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经济；二是政府管制越来越严，企业失去竞争力；三是约翰逊时期搞“伟大社会建设”，福利主义过度。而审视当下，我们至少在这三个方向上都在“向前迈进”。

　　另一种风险就是“硬着陆”。由于这些年我们经济中的“泡沫”已经吹大，因此，你调控力度软了，恐怕调不下来；但是一旦调控力度稍微过猛，就又可能导致“泡沫破裂”，经济迅速下滑，即出现所谓的“硬着陆”。想一想压气球的原理就不难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了。

　　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本应是泡沫形成时期的宏观扩张政策，但是人们在“打板子”的时候，却往往容易将“板子”打在后来的宏观紧缩政策上，尤其是在“泡沫破裂”初期。应当承认，我们现在的确也面临着这种风险。

　　再一种风险就是“再次吹大泡沫”。有人担心经济下滑，担心出现“滞胀”，担心“硬着陆”，因此就主张赶紧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显而易见，结果就是“泡沫”被再次“吹大”，就是通货膨胀继续攀升，将经济“着陆”的时间推后，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出现更大的“硬着陆”。

　　类似的情形我们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出现过，１９８５年经济过热，１９８６年经济紧缩，增长迅速下滑，于是赶紧重新放松银根，１９８７年实现了“没有通货膨胀的高速增长”，１９８８年就来了个更大的通货膨胀。

　　美国的案例也很明显，本世纪初“ＩＴ泡沫”破裂之时，本应进行经济调整，但是美联储和美国联邦政府非但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一起去吹大“房地产泡沫”，结果导致更大的危机和更大的调整。历史殷鉴不远，值得深刻反思。

　　也有人说，中国不会出现“滞胀”，也不会“硬着陆”，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因此只要重新放松银根，经济增长就会立刻出现反弹。

　　当然，回顾过去，情况可能的确如此，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现象。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除了有高通胀的约束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就是审计署最新公布的有关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数据，这是一个“硬约束”，无视这个“硬约束”，中国经济就会冒更大的风险。

　　地方债：总体规模相对可控，

　　结构问题比较严重

　　中国经济时报：谈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知道，魏老师早在２００３年就开始研究我国的地方债问题，那么对于审计署最新公布的地方债务审计结果，您有什么看法？

　　魏加宁：首先我认为，审计署这次做了一件名垂历史的大好事，就是把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状况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审计，并公之于众。

　　２００３年我们提出要让地方政府公开发债来替代隐性债务。但是要公开发债首先要先把已有债务进行清理；而要想清理已有债务，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已有债务规模到底是多少。我也知道，有关部门多年来一直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难度非常大，甚至比当年搞清银行不良资产的难度还要大。因为我们的银行至少还有个资产负债表，而我们的地方政府至今连资产负债表都没有。

　　这一次，审计署花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把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进行了一次摸底，虽然不能说非常全面，但总算是有了一个公开、透明的正规说法，这很不容易，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其次，说它还不够全面，比如有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审计署只审计了６０００多家，而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字是１万多家。此外，财政部、银监会也有各自的相关统计。人们期待着各个部门也能够像审计署这样都把数据公布出来，这样我们的专家学者就好做比较研究，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实际情况。

　　至于对审计署这次公布地方债务审计结果，我的初步印象是：总体规模相对可控，结构问题比较严重。

　　从总量来看，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１０７１７４．９１亿元，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约为２７％，规模相对可控。但是，从结构来看，比如说地区分布，虽然西部地区的债务规模只占２７．２９％，但如果与其ＧＤＰ或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相比，西部地区的债务负担就显得更加突出。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就很难“一刀切”了，尤其是财政政策恐怕就需要有所调整。

　　当前宏观政策应是

　　“货币主义”＋“供给学派”

　　中国经济时报：说到宏观政策，那您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呢？尤其是在中小企业因资金紧张已经在“嗷嗷叫”的情况下，还能够再加息吗？

　　魏加宁：我认为，所谓“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只是一个能够叫得出来的理由，其实，真正的压力来自于地方政府。试想想，２００９年刺激经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了那么多的项目，现在一下子把融资渠道给堵住了，这些干到半截的项目岂不成了“半拉子工程”？因此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可想而知。

　　再有就是来自房地产领域的压力。现在不仅地方政府在依靠土地出让收入预期来举债融资，而且中央政府一些部门也在纷纷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比如水利、教育、保障性住房等等。因此，调控房地产价格，土地出让受阻，地价出现下跌，大家都不高兴。

　　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再加上“中小企业”的“呼声”，使得当前的宏观调控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尤其是面临着“换届”的考验，有关部门能否顶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值得密切关注。

　　在这种形势下，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宏观政策应当借鉴当年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克服“滞胀”的办法，就是“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政策。所谓“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是提高利率、控制货币；所谓“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就是降低税率、搞活企业。

　　首先，从货币政策来看，当前应当更多地依靠价格手段，比如利率、汇率等政策工具，因为价格杠杆更加灵活，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要尽量让那些有真实合理需求的中小企业能够拿得到资金，哪怕是利率高一点。而负利率条件下，资金必然会流向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流向有炒作空间的各类资产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而不会直接流向中小企业。

　　其次，从财政政策来看，应当区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一方面，就中央财政而言，虽然从目前情况看还有实力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重点应当放在降低税率、减轻税负方面，不仅要减轻消费者的税负，而且要减轻企业的税负。

　　另一方面，就地方财政而言，如前所述，目前有一些地方债务负担已经很重了，恐怕就不能够继续“积极”了，再“积极”恐怕就要出问题了，除非中央政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最后，从企业政策来看，应当采取具体的、切实有效的体制改革和政策措施，认真落实国务院去年颁布的“新非公３６条”，真正放开市场准入，彻底打破国企垄断，大力鼓励民企投资，为民间资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投资环境。

　　只有这样“三管齐下”，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滞胀”，避免“硬着陆”，避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再次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