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时代周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29日 16:13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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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不同规模的公民意见表达，已经成为各级管理者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成为衡量其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度量。
众所周知，按照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在人均GDP处于1000—4000美元之间，社会进入矛盾频发阶段。如果能顺利度过，则会顺利成长为发达国家，而如果处理不当，多种矛盾积累，导致社会危机爆发，则有社会整体崩溃之虞，也就是所谓的拉美化。
应对社会变化的新形势，自然要求要求管理者拥有更高超的执政水平，更宽容理性的心态和更为科学的应对。
纵观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我们不能不承认，广州在应对这些多样的频发的社会矛盾和公民诉求表达的时候，无论是亚运扰民的批评、劳资博弈还是地方话争议，都表现出了先行一步的清新之气。面对公民集体诉求表达，没有出现“被精神病”、“被失踪”、“被黑牢”等现象发生，显得很从容，很平和，很平常。而另一方面，从容、平和、平常也成为广州公民集体表达诉求的鲜明特点。例如在之前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抗议者无论怎样激愤和亢奋，都依然不失清醒，清醒到他们潮水般安然而退之后，现场竟干干净净不留下一张纸片。
这实际上是社会管理层与民众共同成长的结果。在广州公民社会快速成长的同时，广州执政者的素质，也有实实在在的提升。
彼此砥砺，共同进步，广州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能力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正向关系，是不是可以说已悄然成型？在“习惯性散步”蔚然成风的大背景下，这种正向关系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实际上，面对公民意见表达，我们的社会治理存在两套完全相反的逻辑，看得见的逻辑是以宪法为标准的整套法治体系；看不到的逻辑，是人治体系所遵循的所谓专政的逻辑。
这种逻辑是阶级斗争论的延伸，用这种逻辑来对付人民内部矛盾，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危险。我们的社会发展越来越专业化、精确化，相应地，社会治理也必须专业和精确。但某些当政者浑然不觉。他们的思想武库中，只有传统的专政思维，用简单的专政思维应对复杂万端的现代社会问题，不惜代价地严防死守，一丝缝隙不留。这样的社会治理理念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层出不穷地制造问题。它不可能消解社会矛盾，只是迫使矛盾更为隐蔽，更不可测，以更难控制的方式去发展和蔓延，实际上给整个社会埋下更深的隐患。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广州模式”显示着独特的价值。它尊重常识，重视疏导不是一味使用公权压力，不是一概排斥公民行动尤其是牵涉公民利益的集体行动。不是追求零博弈，零风险。而是回应公民诉求，开放社会博弈，在这样的基础上重建博弈规则，重建整个现代社会秩序。
去年广州番禺市民抵制垃圾焚烧，以及其后的一些公益诉求行动，一个显著特点都是以80后、90后为主体。这雄辩地证明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而新的一代之新，实际上主要就新在他们的公民意识更强，更需要被疏导。如果不顺应新的一代的成长节律，赶紧调整治理心态和治理模式，那只会激发更大规模而且是非常态的社会冲突。
让治理心态和治理模式科学化，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化解能力，这才是从所谓刚性稳定走向动态稳定的关键环节。而另一方面，看看“现场”居然那么多帅哥美女，那么多笑语和歌声。可见公民行动并非洪水猛兽，可以那么优雅那么美。告别治理旧思维旧习惯，培养公民民主意识和新的生活习惯，当然应该成为今天主流。这一切已从广州起步，大江南北，何妨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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