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深圳商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22日 09:06 |
作者： |
唐学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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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批制造企业“内迁”被流行观点认为是以“地区套利”回避“转型升级”，实际上更为重大话题则无人提及，那就是“内迁套利”所引发的中国中西部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和博弈。
美国金融危机最大的受惠者是中国的中西部落后地区。为了应对危机拯救经济，中国出台了４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主要投向是公路铁路等项目，这些项目将极大地改善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国政府鼓励银行体系向地方融资平台发放贷款，让中西部地区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最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大量区域发展规划，这是一次“普惠式的政策扶持”。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地区扶持政策已经“越过”此前的“特区吃偏食思维”，这意味着，中国的区域优惠政策已经进入“均等化”阶段。
区域政策“均等化”、拯救经济下的投入资源“非均等化”，使得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开始高于沿海发达地区，原因很简单，因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民众收入增长受外需影响很大，而中西部地区则跟中国整体ＧＤＰ增长“挂钩”更密切，外部需求处于逐渐“萎缩化”过程，在消费萎缩的状态下，上涨劳动力成本无法有效传导到出口商品上，导致沿海地区的收入增长上不去，企业无法给出足够的工资增长空间。而中西部地区的需求方是中国内需，在国家经济刺激下内需保持上升势头，使得中西部较低的工资基数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毫无疑问，这会刺激东部沿海经济带，它们会觉得产业升级的挑战要远远大于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后者只是资源获得和模式复制，而东部发达经济带面临未知转型的严峻挑战。所以，它们会打出一张牌叫“超级都市圈化”。
“超级都市圈化”强调“聚集效应”，这个地区当然就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它的好处是集约大量土地，让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施“土地空间置换”，将保护耕地的指标更多地指向中西部，置换出东部沿海地带更多的建设用地，从资源的边际配置上看，这似乎是非常划算的。我们认为，它的潜台词是，即使在这个区域存在着因成本高企的产业迁移，那么最好在这个地带内部进行迁移，而不是迁移到沿海经济带之外。如果让东部企业迁移，那么很容易产生“空心化”浪潮，最终人口流入速率会下降，会打击东部的房地产市场。
显然，“超级都市圈化”同中国目前“城市化、城镇化”战略有一些距离，它更极端地强调先发优势地区应具备不断“吸收资源”能力，认为将资源投放到中西部提升中西部的竞争力是一种“资源耗散”。当然中西部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会觉得“超级城市化”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定局，忽略了这个过程中应当存有的竞争，以及竞争所带来的“看似不经济”。简单举例，以民工荒而言，中国取消农业税后很明显民工人力成本开始显著上升，农民工“打工”的机会成本变大了，如果要强化沿海所具备的“集聚效应”，就不应当取消农业税，沿海地区应当要大力将流动人口“户籍化”，但是沿海地区没有动力这样做，他们更愿意享受“流动人口红利”而不愿意“转让户籍福利”。只有中西部本身的竞争力变强了，沿海地区才有压力来思考如何挽留住更多的人力资源，这类似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反复强调的“重复建设是一种良性竞争的必要代价”。
（来源：２１世纪经济报道，本报有删节，作者为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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