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6月22日 1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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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今晨(美国时间6月9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有一场非常激烈的1万点保卫战。美股刚开盘的时候,传来两个好消息,其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美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会保持正增长;其二来自中国,路透社报道,中国某官员透露,5月份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约50%。这两个消息一下子使道指涨上了1万点。但是到了凌晨2点多,又传了两条不好的消息。一是关于BP(英国石油公司)可能要破产的传言,BP的股价一天之内跌了15%。第二个消息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德国是时候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了,德国准备收缩800亿欧元的财政开支。德国是欧元的支柱国家,其总理说出这番话,使市场大为惊慌,所以道指又掉下来了,收盘掉回了1万点之下。尽管只是一个交易日的上上下下,还是让我们看到,现在的金融市场是多么脆弱。各种各样的消息不断出现,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为什么现在的资本市场或者金融市场如此脆弱呢?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也就是后危机时代。不敢说“危机后”,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走出危机。
一次大危机后,一定会出现一次大变革,这会体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中央银行决策的变革和金融监管的变革。
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之后,世界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比如出台了《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美国1933年证券法》、《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出台了《银行法》等。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金融监管体系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
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后,一定会再引起一次大变革。上个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有1500多页。这一次将要出现的大变革,对中国来说,意义特别重大,因为以前大规则制订时,我们没有参与。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时,国际规则比原来的国内规则好,所以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但是这些规则同样对我们有很多制约。现在是设计新规则的时候,又是中国有一定发言权的时候,这是非常大的机遇。面对这一机遇,我们应该当仁不让。
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大方向。一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长时间以来,人们在质疑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缺陷。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什么样的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一个理念,一个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要有稳定的基准,要有序地发行;其总量可以灵活调节;必须超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因此,需要一种跟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多长时间才能实现,是一个问题,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挑战这一理念。但是,趋势确实如此。很多国家也对此做出了呼应。前一段时间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在短期内无法形成这样的新货币体系的情况下,能不能考虑让人民币先盯着SDR(特别提款权)。SDR是非常透明的一篮子货币,其中美元占44%,欧元占34%,日元占11%,英镑占11%。人民币跟美元挂钩,我们说人民币汇率是稳定的,是从美元的角度来看。但从欧元和日元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汇价一直在变。首先,一旦盯着SDR,美元变,人民币一定会变,但是变得比美元少;对其他货币的变化,也是一样。其次,这能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三,人民币会更有吸引力,因为拿着人民币,就等于拿了一篮子稳定的货币。这样,我们不但能使人民币稳定,加快人民币走出去,而且可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第二个大方向是中央银行有新角色。长期以来,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控制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而且传统上认为,中央银行不应该管资产价格,比如说房地产或者股市的泡沫。但是新的理念认为,第一,确认资产价格泡沫并不比确认通货膨胀更难。第二,只要货币当局出手,完全可以戳破泡沫。第三,过去是等到泡沫破裂,中央银行再介入“救市”,这种做法实际上面临道德风险,加剧了泡沫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泡沫在过去几十年中,使很多国家陷入了危机,其对经济的危害不亚于通货膨胀。新理念认为,中央银行有可能要管资产价格泡沫,或者说要管资本市场。这就需要系统性的风险监管,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美联储等中央银行的职能可能要进一步扩大,这一趋势对中国特别有意义。
比如说,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房地产调控不得力,这跟货币政策到底管不管资产泡沫,很有关系。最近我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用调控通胀的方式调控房价?我们现在的房地产调控目标是什么?到底调控到什么时候放松?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加大调控力度?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很清楚,政府、房地产商、老百姓都在黑暗当中博弈。更透明的调控方式是什么意思呢?要有明确的目标,就像CPI,超过3%就调控,而且有非常强有力的手段,像货币政策。用这样的思路,如何调控房地产呢?第一,建立类似CPI的城市房价指数,如果连房价到底涨了还是跌了都不知道,如何调控?这个标准、科学的房价指数不应该包罗万象,而只需关注以城镇普通居民基本住房为主的房价。第二,每年设定一个基本房价容忍指标。就上限而言,我建议高于通货膨胀率,但低于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率。还要有下限,因为房地产崩盘的话,会把国家经济拖垮。下限可以让房地产软着陆。房价超过这一区间时,启动调控机制,调控的方式多为宏观手段,而且还不是“北京发烧,全国吃药”式的调控。哪个城市房价超过了容忍指标,就先在这个城市调控。
第三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塑。我们要的不是更多的监管,而是更好的监管,可以更好地发现隐患,特别要改革激励机制。不但要实现金融的稳定,还要有高效率。一种思路是重建监管机构,比如美国提出要创建新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实现更高层次的监管。中国也有关于是否改革分业监管模式的讨论。新的金融监管体系要解决大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大到不能倒”的机构会铤而走险,引起道德风险。所以当机构大到一定程度,会有新的监管,如美国新金融改革法案规定:资产在2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必须满足风险和规模方面的更高的资本标准。对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进行证券化的公司则许多自身持有相当一部分的风险。还有高管的薪酬问题,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要求时,就不得发奖金。去年我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地方政府贷款,其中就有奖惩机制不对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未来改革。
更加长远的趋势是金融监管全球化,因为金融业正变得日益国际化。欧盟刚刚表示,要对(美国的)穆迪等评级机构进行特殊监管。这些都在酝酿和变化之中。
当规则发生变化,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发展,影响到个人未来的发展,希望大家加以关注。
(记者周轩千根据汤敏在SunGard“城市日”峰会上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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