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的‘新36条’简直是为温州民间资本量身定做的！”尽管隔着电话，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仍难掩心中的激动。

　　近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36条”）出台，“金融、交通、电信、能源等领域向来都是温州资本梦寐已久想进入的领域，尤其是金融业。这次的口子一旦放开，相信数千亿的温州游资就能找到更好的出路了！”周德文兴奋地说。

　　巨额民资受挫回流

　　“山西、内蒙古的煤矿投资在加速集中，而上海、北京、杭州的房子，温州人作为外地人暂时也（因为地产新政）不能买了。显然，温州民间资本两条最重要的传统出路是被堵住了。但国务院‘新36条’的出台，让温州民间资本看到了新的出路。”知名经济学家、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5月16日在2010年首届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上如此表示。

　　就在国务院出台“新36条”之后的第三天，温州市人民政府、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在温州共同主办了这次以“民间资本的动力与出路”为主题的高峰会。

　　长期以来，受到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影响，温商一直都有“走出去”的投资意识。一方面，温州人乐于创办各种实业；而另一方面，早年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赚了钱的温州商人又积极地进行各种资金投资。近年来，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温州“炒房团”、在江浙一带十分活跃的“地下钱庄”等现象一直被媒体给予高度关注。

　　然而，自2009年以来，温州民间资本在经历了迪拜投资被套牢、山西炒煤被整顿等之后，出现了资本回流的现象。“一方面是对外投资受到了各种打压，一方面是缺乏出路，没有好的投资机会。”

　　“资金回流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资金回流蛰伏于银行。”温州某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银行的储蓄额近期呈上升趋势，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不少中小企业仍面临着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根植于亲朋好友之间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也逐渐暴露出其安全性低、缺乏监管等弊端。

　　据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介绍，目前我国积累的民间资本已逾12万亿元，温州地区的民间资本规模已达6000多亿元。“如何提高民间资本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如何将民间资本有效有序引导到有利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这一直是温州市政府深思的问题。”

　　“草根银行”或成出路之一

　　“地下钱庄的危险在于它是纯粹的民间信用，如果真有人不守信，其他人则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在2009年曾因民间融资到山西炒煤遭遇整顿而名噪一时，时隔一年，该镇一位银行业人士对时代周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当时融资的时候主要就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口头协议。“这样一来，一旦这个信用体系崩溃，后果将会十分严重。”

　　但是，水头商会会长陈钦雄却认为，由于这种集资方式最为便捷，假如没有了这种方式，不少企业就面临着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限制太多，没有钱，再厉害也办不了大事。”

　　实际上，早在2008年7月14日，继浙江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后，《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暂行）》出台，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应该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而且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尽管“门槛”如此之高，但出人意料的是，当时16个试点的申报仍然被争得“挤破头”。

　　“但是，无论是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还是通过制定《放贷人条例》、使民间私人借贷合法化，都没有触及非正规金融的本质问题—吸收存款。”长期研究温州“地下金融”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建军曾如此评价。

　　对此，温州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负责人徐锋感同身受。“由于没有吸储的功能，小额贷款公司仅限于自有的注册资金，放贷放完以后就没有了。”他说，尽管相对小额贷款公司而言，担保公司贷款放大的倍数和比例要稍微好一些，但与小额信贷公司一样，“无法合法地吸收民间资本，对于公司的运作始终是一个瓶颈。”

　　“要真正解决民间信贷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草根银行’，让这民间借贷不需要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存在。”周德文已无数次提出这样的建议。尽管此前已有政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但“新36条”中，“允许”已变成了“鼓励和引导”。

　　“虽然具体实施细则还需银监会和地方政府等研究制定，但这意味着，不仅是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社区银行，民间资本也可以直接成立类似的‘草根银行’了。”周德文说，“如此一来，不仅方便了中小企业贷款，也将公众资金的吸纳列入到国家监管体制内。”

　　而18日，徐锋也对记者透露，其公司正在规划成为“中小企业银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朝着正规的方向去操作，明天我们就去深圳考察！”徐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