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7日闭幕，会议提出，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12月7日 新华社）

　　作为定调2010年经济政策的重要会议，本次会议无疑将城镇化作为重要议题。这可能让很多人疑惑，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城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不如与社会结构紧密，却为何会被提高到这个高度？而城镇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又有何意义？

　　分析后可发现，按当下的形势，城镇化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将会作为影响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了，在边际效应递减之下，几乎每一年都可以说是改革的“攻坚年”。总体来看，经济的发展，远远快于社会的均衡发展，已经发展到社会结构开始拖累经济发展的局面了。最典型的就是城乡二元格局下的农村，已经开始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了。

　　当然，这“拖后腿”并不意味着农村已然成为拖累，而是农村作为后方，一直在补给城市的发展，形成了城与乡之间的“中心—边陲”结构，边陲就像没有自控能力的卫星一样，它们的发展“会相当受限于本身的卫星地位”，处于这样地位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低度发展”。

　　因此，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能够给经济结构带来长远的积极效应。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能够进入到城镇生活体系中，汲取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为中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更丰富的劳动力与机会，也更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动力，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化经济结构。

　　而对于农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解放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落户城镇之后，会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实现流转，给土地规模化和多样化经营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此外，城镇化也是扩大内需的迫切要求，在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去、内需疲软依旧之时，把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无疑能够带来更多的消费潜力。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城镇化的发展，不能是冒进和不切实际的，如此，将再次形成城乡二元之间的攫取效应。许多研究者发现，一些地方的城镇化不是由工业化推动的，而主要是政府政策偏向城市的结果。这种城镇化不仅不能带动农村的发展，反而扩大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因此，城镇化的目标之下，也应戒除盲目的经济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