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上获得通过，从1958年开始实施。

　　“一五”计划开始实施以来，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当时的苏联帮助下，我国各条战线社会主义建设气氛高涨，工农业生产均有显著提高，新中国经济在崭新的体制下迎来了恢复性增长。在乐观的气氛中，人们怀着当家作主、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带着超英赶美的发展冲动，着手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明确规定了基本任务：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年到1962年5年内的主要目标包括：工业产值增长1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钢产量1962年达到1060万吨到12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35%增长到40%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一五”时期增长1倍左右，职工和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25%到30%。

　　热情与冲动导致发展的客观规律受到忽视，“二五”计划的执行历程曲折。被不断调整、刷新的指导方针，使得各年度的计划数字都在大幅度调整变化中，“二五”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

　　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高了奋斗目标，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可以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就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据此，一系列超越自然规律的目标和指标被提出，盲目冒进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主旋律。

　　在“二五”计划的前三年里，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因为要掀起“经济建设高潮”，中央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并很快波及全国。“大炼钢铁”与“人民公社”成为实现超英赶美的主要形式和手段。尽管这一时期我国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最高达到了54.8%的空前水平，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失衡在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明显表露，并且由于人们害怕“泼冷水”而愈演愈烈。“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的模式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急剧减产，政府财政赤字连续出现。1960年夏季，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工业产值锐减至-38.2%。这一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困难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原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该方针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获得正式批准，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在“二五”计划执行的后期开始进入调整时期。

　　在“二五”计划的5年中，我国迎来了十年大庆。“首都十大建筑”举全国之力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留下了一批经典；“大庆石油会战”，涌现出“铁人”王进喜等英雄人物，让我国彻底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但是，总体而言，“二五”计划的实际执行结果与1956年“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能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回顾“二五”，初生的新中国的锐气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面前遇到了挫折。困难中，崭新的政权获得了把握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经验，做出了可贵的调整。尊重规律，逐渐成为我国60年发展历程中不容忽略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