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市场周刊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23日 16:32 |
作者: |
潇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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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保增长,顾速度,也切不可忘记解决根本问题,尤其是化解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陷入危机怪圈之中,真正走出困境,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全球各国政府都在极力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不过,从各国救市策略中可以发现,眼下顾增长,问题留今后,成为各国政府决策者的一个普遍心态。 因此,如果我们不注意从本次危机中吸取教训,继续沿着过去的老路,靠政府投入去救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新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矛盾积累到一个新水平,世界经济很可能又要发生新的危机,而且是更大的危机,届时政府又得花更大成本来救经济。最终,全球陷入“危机—政府拯救—更大危机—政府更大拯救”的怪圈之中。 毕竟,各位要知道,这场大危机根源于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的长期失衡:一些国家靠举债过度消费,一些国家靠储蓄过度投资,从而造成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与配置严重失序。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既要顾眼前增长,也要顾问题解决,重构全球经济和金融新秩序,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 就中国来说,第一要务就是要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也就是,政府既要努力保增长,抓紧落实一揽子计划,又要着力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好环境,以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激活微观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其中的关键是,要实施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优化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确保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不受侵犯,使劳动者有一个更好的创业和就业环境,使消费者有一个更大的消费能力和更好的消费环境。 因此,我们必须着力解决好以下三大问题。 一是要利用国内外市场来化解资源约束。应当看到,中国发展正日益面临资源短缺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采取的手段,更多的是依靠战争,依靠殖民政策,掠夺他国资源来满足本国发展需要。因此,所谓的发达国家都有一页不光彩的侵略史。时至今日,争夺资源仍是许多发达国家的首要目标,无论是欧美列强,还是亚洲日本都是如此。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种种因素,都决定了难以依靠侵略手段,而必须用和平途径,来解决资源不足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时代特征,善于和巧于运用和平方法,尽最大可能,用最大力量,来积极地参与国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帮助本国经济发展。 眼下,这场危机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需要我们抓住机遇,抓紧建立和制定一整套的新政策、新机制、新保障来适应这种新形势与新要求。其中,首要问题是如何抓紧解决外汇储备换资源与海上通道安全两个问题,以确保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市场份额,以及这些资源能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要抓紧国内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工作,使之成为资源安全的屏障,成为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调节器。 我们只有外拓国际资源空间,内挖国内资源的潜力,才能有效地应对资源约束矛盾。当然,抓紧做好资源节约工作,建设节约型社会也必不可少。这方面的潜力应当能更好地挖掘出来。 二是要重点启动内需来撬动需求约束。 中国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从理论上讲,就长期而言,应该不存在需求约束问题。但短期来看,又确实面临着需求约束,尤其是国内有效市场需求的制约,而不是大量的政府无效投资和公款消费需求。现阶段,我们正面临着民众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的压力。 从消费需求来看,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人口占比大,农村消费需求始终不振,这也是中国过早出现“买方市场”的主要原因。如今,虽然人均GDP已达3000多美元,但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仍未充分被发掘,仍是制约中国国内消费的一大主要矛盾。 同样,由于消费的阶段性矛盾,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尚处于货币积累阶段,收入难以及时转变为消费升级的现实力量,也影响了一块更高层次消费需求。再加上,社会保障严重缺位,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还没解决后顾之忧,收入也不能及时兑现为即期消费,更多地转化为风险性储蓄,成为远期消费。 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措施,来提振国内消费,中国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只能依赖国际市场或被闲置,进而影响中国发展。 应当指出,在政府刺激措施下,目前投资需求增长较快,但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需求快速增长,而民间投资需求增长并不快。究其原因,在于相当长时期,民间投资领域不宽,投融资渠道不畅,投资权益保护不力所致,导致政府投资和出口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这个增长基础并不稳固,风险也在不断增大。眼下,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冲击下,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 当然,我们要化解国内需求不足的制约,也不能放松出口需求。毕竟,这是我们现阶段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当然,我们靠的是竞争与合作来占领市场,有别于侵略抢占市场。因而,出口鼓励政策还必须坚持,并根据形势需要择机推出新的举措,以维持适度的出口增长,保持必要的出口市场份额。 在抓好出口基础上,我们应当把眼光更多地放到国内市场的开拓上,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下力气提高农民收入,使他们切实看到增收前景,增强消费信心。 增加农民收入,要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来谋划,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更多的土地收益为农民所得,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同样,要把经营农业当作工业来对待,努力提高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拓展农产品的增值链条,使农民在专业化、工业化中分享更多收入。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要下大力气解决影响城镇消费的各项因素。除了保障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外,强化社会保障,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也是不可或缺,而维护消费者权益更要下狠招,以增强消费信心。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改善民间投资环境,力促民间投资的稳定快速增长。 三是要破除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障碍。 中国经济发展来自资源、需求方面的制约固然不少,但来自体制、机制、结构等方面的制约还要更严重。甚至可以说,资源、需求制约背后的深层次制约是不合理的体制、不合理的机制、不合理的结构。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主要是进一步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市场体系,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步伐要更快,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力度要更大。 当然,应对当前困境,我们正在实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同时也有必要制订和实施新时期一揽子改革计划,即加上“大改革,”以完善政府大投入、大振兴、大科技、大社保“四大”为主要内容的刺激经济计划。只有改革到位,关系才能理顺,各种制约才能化解,发展才能又好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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