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导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13日 16:14 |
作者： |
冯洁;童海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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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两会内外对“扩大内需”的多角度反思
全国两会渐进尾声。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前、大厅里,每个驻地的会议室里，代表委员的声音一如往年般热烈，又不出意外的集中。4万亿规模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当前形势下，既提振信心，也引发了不少深入的反思。
“当前我们面临的，实际是经济增长下滑和就业压力增大两个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转型机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对本报记者说。
挑战的严峻性在于，在压力下实现经济转型，坚持科学发展，远比实现一个年度的GDP增长目标更难,更深刻。
“8％这个指标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比它更关键的是就业率、居民收入、工厂利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8％只是一个数字。‘保8’最重要的是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比数字更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部部长张小济向本报表示。
“8％是政府释放的信号，并非绝对数，如果实现了经济转型、增加就业，GDP增长多少又有什么关系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亚太研究所原所长张蕴岭对本报记者如是说。
“我们要的，应该是一个产生足够就业的8%；一个促进节能减排的8%，一个能够改善现有经济结构的8%，一个立足于国内消费的8%，一个改善民生的8%。”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眼中的“8％”。
警惕“政府万能”和“高福利”的幻觉
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搭配下，在政府的积极行动陆续付诸实践的同时，有关“政府会不会干预过度”的担忧，在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中间，可以经常听到。
“在现实生活中，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是政府失灵。”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在做题为《政策扩张期应警惕“政府万能”幻觉》的政协大会发言时表示，政府介入应有合理的方案和得当的具体措施，否则在政策扩张期和加大干预的操作环境里，很容易产生“政府万能”的幻觉。
贾康指出，扩大内需的努力，在让政府职能加强的同时，已经开始出现了扩张效应挤压民间投资的情况，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的苗头又开始露头。
张蕴岭也持有同样的担心，“危机不能让政府从服务型又走回到经营型的老路上，西方自由市场模式并没有完全失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任何时期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条件。”
在张蕴岭看来，比“政府万能”幻觉更可怕的，是对“危机时期创造高福利的幻想”。张蕴岭认为，结构性失业，是任何一个处在高增长时期的国家都会长期面对的难题，要想在危机时期创造出比平时还多的就业机会，缺乏现实性。他认为，中国拥有尚未开启的广阔市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危机的承受能力更强，“中国社会还有‘蓄水池’。”
“政府必须释放出两个信号：一是危机时期，请调低期待；二是政府目前的作为只是暂时的。”张蕴岭认为，在就业问题上，政府应在支持灵活就业、开辟非正规就业渠道上多下功夫。比如对小摊贩小商店等方式的肯定，而非通过“净化”的方式客观上使劳动力向传统就业渠道挤压。在舆论信号上，也必须让全国上下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危机时刻，无论是住房还是就业，不要对政府抱有太高期待。
“大小政府要以功能区分，在生产经营领域，政府应该是小政府，但在管理法规和长期规划上，政府任何时候都要是大政府。”张蕴岭表示。
于全国两会前召开的中国改革论坛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对政府的救市行为表现了担忧。“当到处都在说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时，也正是这种模式的生死存亡之时，”汪玉凯表示，“救市的短期行为越见效，对长期改革的负面影响可能越大。”
“现在4万亿元的投资加大了政府投资的责任，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体作用这个前提条件不能改变。政府不能唱独角戏，要和社会资本结合才能产生投资乘数效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他认为，政府要在扩大内需中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和政府自身建设、改革滞后之间也存在矛盾，更突出的是，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与经济增长转型之间本身也是矛盾的。
投资拉动经济的空间日趋缩小
在出口萎缩、消费不振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十字路口面前，究竟是设法扩大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是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拉动统计意义上的GDP增长？对此，接受本报采访的两会内外多位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即单纯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得狭窄。
“继续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可能面临风险，”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认为，“投资的最终目的在于拉动消费，如果没有消费的支撑，投资注定成为无效的投资。”
相关数据表明，2000年至2007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62.3％逐年下降至48.8％，年平均下降1.9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率一路从35.3％上升到了42.3％的水平，远高于多数国家20％的水平。
“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经济体内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许善达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此次中央和地方扩大投资的重要依据就是“投资的乘数效应”，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的增加，能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循环往复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并数倍于初始的投资数量。
“投资的乘数效应大小，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成反比，也就是说，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小。”许善达说。
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48，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扩大投资的乘数效应或投资效果是较低的。
“如果不能有效地调整收入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扩大投资不仅不能起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倍增计划，反而会因为投资浪费、投资无法收回等，给我国国民经济和银行体系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曹建海说。
许善达也持有类似观点，“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因为增加产能的投资在解决今天内需不足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使未来的产能更加过剩。”
许善达解释说，根据多年对数字趋势的研究表明，最终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周期的冷热无关，用反周期调节的办法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增加居民消费列为增加内需最终的目标并把它提升为最优先的目标之一。”
具体地说，许善达建议，确立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并将相关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此外，用“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对低收入群体补贴”的财政政策来替代“增加对农业生产补贴以增加产量稳定价格”的财政政策，同时从国内国外两个领域筹集财政资源。
而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在许多学者看来，尽管能够短期内马上见效，但造成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几乎在所难免。
“4万亿元大型项目投资措施，和10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做法一样，可以给一些项目有关的行业带来积极影响，但是会使更多的企业和行业造成向下挤压的相反后果。”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袁钢明认为，4万亿的投资盘子中，中央新增投资为1.18万亿，地方财政配套时，其主渠道仍是银行信贷，因而会让融资一向困难的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为了长远经济发展，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可以让民营企业更活，让民营企业拥有平等的准入门槛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尽管长期呼吁的“非公经济36条”仍未完全实现，厉以宁仍然建议，通过建立中小金融机构、设置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办法，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总体上看，各界对政府为主的投资行为可能产生的双面效果，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而政府投资的去向，也同样引发了多种声音。
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与应急同样重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提出了一个命题――“是建主题公园，还是建养老院？”他的担忧在于，地方一直以来强烈的投资冲动，在应急状态下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局面。而初衷是保民生、保就业的加大投资扩大内需，其资金投向不同领域，却会对就业产生不同的作用。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GDP与就业之间的弹性系数从0.3下降到了0.1，远远低于欧美等国，而三次产业中，一产、二产和三产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6、0.3和0.5。”宋晓梧解释说，目前的投资主要投向第二产业，这对当前最迫切的就业问题的带动作用相当有限。
更大的担忧，来自短期投资行为对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保增长、保就业的策略是正确的，但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如果在具体投向上不着眼未来，一旦危机过去，可能会积累更多的问题。”张蕴岭表示。
对于目前国内面临的困难，张蕴岭和许多学者都认为，一方面是受到了外部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国内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危机是对传统的破坏，也是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好时机，结构调整也是市场经济本来具备的功能。”张蕴岭说，无论是1929年大萧条后的美国，还是上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后的日本，危机使得这些经济体经历了经济结构脱胎换骨的变化，中国的机遇也在于此。
针对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张蕴岭直接提出，应重新调整4万亿中具体项目的配比，“一部分用于应对眼前危机，另一部分应该着重用于结构调整”。
张蕴岭建议，首先，要继续危机之前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企业的“关停并转”，通过补贴的方式建立这些企业的退出机制。其次，要借机增加对新能源、新技术和环保节能领域的投入，比如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也需要扶持。第三，针对长期以来污染成本由社会、个人承担的现实，为了不影响企业的成本，政府应将对污染治理的补贴从前端移到末端――由政府承担起治理污染的成本。此外还应积极争取国际合作和先进技术的转让，做到“送葬”和“催生”并行。
而最令他担心的，是目前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是各地方、各部门拼盘式凑起来的，在缺乏详细到每一个项目的投资去向明细额情况下，会不会造成“后遗症”，值得怀疑。“为什么不把4万亿元的明细在‘两会’上讨论呢？”张蕴岭说。
与此同时，辽宁团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怀远也认为，2009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做到“发展讲科学，投资讲效益，决策讲民主”。
“当前发展的重点就是要搞好结构调整，而不是一哄而上，搞重复建设。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王怀远表示。
厉以宁在两会期间的小组讨论会上，也就结构调整做过专门的表述。他说，经济转型有两层含义，转型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要抓紧时间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产业的升级，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首位。同时要抓紧时间实现就业结构或劳动力结构的调整，以及劳动力素质的升级，使技术人员、研发人员的比重上升，使熟练技工的比重上升。
“只有我们实现了这两层含义的经济转型，中国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工业强国，才能既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又是世界的创造中心。”厉以宁说。
科学发展受到挑战，中国重新审视与世界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并非第一次遭遇增长乏力，也并非第一次面对“保8”这样的增长任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保增长目标，与今天的“保8”目标同样有几分相似。但是，这一次中国经济身处低谷，是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后。
“我们是在刚刚提出了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时候遭遇了寒流。”张蕴岭目前最担心的，是各界对目前形势的误判。
他有几个基本判断：全球化的大趋势并未改变，金融创新的大趋势不会变，发达国家主导金融体系的制度不会改变，市场开放的总体大环境也不会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过去8到10年里资本的表现出的无限供给会发生变化，市场扩张的环境会改变，更重要的是，不承担责任的增长会改变。
“过去发达国家的增长可以不负责任，而未来以国家为主题的责任承担会成为必然，”张蕴岭说，“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各个国家的责任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切实以项目等具体形式体现。”
基于这些判断，张蕴岭认为，中国经济必须做到三个转型，一是由增长型向发展型的转型；二是由外需拉动到外需、内需并重，再进一步过渡到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的调整；三是由经济的快速扩张向适度增长转变。
“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产生了调整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机会，”李稻葵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使我们有机会改变现有的外贸格局，重新认识全球化，并在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的过程中，加入中国的利益诉求。”
“这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也是大国崛起的过程。”李稻葵说。
厉以宁则告诫，不要夸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危机时期中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可能减少危机对中国自身经济的冲击，不要幻想中国现在强大到可以救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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