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国际财经时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4月21日 16:00 |
作者： |
Richard Free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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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人们终于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15年里，全球劳动力数量实际上已经翻了一倍。从2005年7月开始，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开始从这个角度研究：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全球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尚未完全理解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全球劳动力翻倍。
这里的翻倍是来自中国、印度和前苏联融入全球市场。1980年，全球劳动力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工人构成，包括少部分非洲国家和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些经济体，共有约9.6亿劳动力。
由于人口增长（主要是在穷国），到2000年，上述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增加到约14.6亿。
新人入场但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来自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的工人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当然，这些工人之前就已经存在。区别在于，他们突然进入了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
2000年，这些国家为全球劳动力市场贡献了14.7亿工人，就是说，全球劳动力市场翻了一倍。
全球竞争这些新加入者自身的资本非常少，要么是因为穷，要么是因为资产没什么经济价值。
根据the Penn World Tables的数据，我估计，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加入全球市场，令资本/劳动比下降了55%-60%。
资本/劳动比是决定工人工资和奖金的一个关键因素。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越多，他们的工资会越高。更多的工人对同样的资本展开竞争，令劳动力市场和资本的平衡被打破。
即使考虑到新来者有很高的储蓄率，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储蓄率大约占GDP的40%以上，全球资本/劳动力比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也需要大约30年。
竞争的压力两倍的工人，几乎没有增加的资本，给全球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会影响曾以传统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工人，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工人。
那些曾希望通过出口廉价劳动力商品带动发展的国家，如果还想在全球经济中获得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在中国工人的工资仅为他们的四分之一，而生产力却相同的情况下，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南非无法和中国制造业抗衡。
14.7亿新劳动力的进入对发达国家也造成压力。传统贸易背景下，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拥有熟练的技能，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则无一技之长，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人能从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获利。
但是，随着上述国家对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投资，这个结论已经过时。中国和印度正在培养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可以在更低的工资下，做美国、日本和欧洲大学生所做的工作。
垄断的转移到2010年，中国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博士人数将远远超过美国。印度和中国大量的高学历工人数目将摧毁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传统贸易模式。
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生产需要高学历和丰富经验的高科技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从事传统的工业生产。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对科学家和工程师和其他高学历工人的垄断地位。
工作转移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了他们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这种对高新技术创新能力的垄断已经消失了。今天，许多主要跨国公司将其研发中心建在中国或印度，这样科技进步的轨迹会发生转变。
当然，技术追赶将会加快，缩小发达国家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商业专家报告说，数字化工作（大约占美国就业的10%），可以并且最终将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低薪高学历工人。
如果俄罗斯也加入，那么（发达国家）高学历、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
全球资本市场的转换中国、印度和前苏联进入全球资本市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一次，绝大多数人类在资本市场下运作，以获得最现代的技术。
这些新加入者在消除贫困方面，会有巨大的收获。事实上，过去10-15年，在中国和印度确实如此。
艰难的转变但对全世界的工人们来说，面对这种变革，将需要一段很长而且很艰难的过渡期，比欧洲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更加艰巨。
在发达国家，真实工资和就业的增长很可能比过去更慢。对那些全球经济传统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工作濒临危险。
他们很可能会面临贫困加剧，这确实在许多国家发生。中国和印度也可能面临问题。中国和前苏联的不平等正以空前的速度上升。
大批中国和印度的农民将在全球化中受损，成为社会动荡的危险因素。
决策者的责任这一切对在世界银行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官员意味着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和IMF一直把经济问题归咎于劳动力灵活性不足，或政府在财政上不够负责任和对社会安全网络过度支出，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等等。
IMF和世界银行的角色特别是IMF，正在寻求对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的保护。其在阿根廷的行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在双倍的劳动力之下、资本应该完全能够照顾好自己。
世界需要放弃已有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全球化模型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全球经济，并不成功。
世界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型和新的政策，能够提前预付全球工人的幸福。否则，工人们将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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