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中国能从阿根廷学到的，就是‘不要学阿根廷’。”早前在接受CBN采访时，阿根廷中央银行董事奥图罗·奥康奈尔（Arturo O’Connell）曾这样说过。
　　如果说此番言论多少可以视为谦虚，不必当真，但阿根廷在战后进入现代化发展的60余年来的经验教训，却值得认真梳理。
　　战后的阿根廷可谓是不同“主义”的试验场。阿根廷曾是发展主义的故乡，该学派强调与西方国家“脱钩”，“庇隆主义”就是发展主义在实践中的形式，强调独立进行工业现代化替代进口。阿根廷也曾号称新自由主义的“橱窗”，骄傲的阿根廷人曾在那一波改革中自称“南方的富人”。
　　不过，无论是在号称“独立”的庇隆主义时期，还是以开放著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阿根廷都吞下了过于对外依赖的后果。前者是实体经济对外资外债过于依赖，导致1982年债务危机；后者是金融部门对美元过于依赖，导致2001年金融危机。两次危机都导致阿根廷人的财富大量缩水，人均GDP损失超过三分之二。
　　在各种主义间的徘徊，或许，也是由于处于“依附地位”别无选择，阿根廷一次又一次错失发展良机。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大体与意大利、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相当，高于德国和日本；然而，现在的阿根廷被这些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进入新世纪后，历经多次经济危机的阿根廷人选择了“实用主义”：“基什内尔模式”实际上就是融合了庇隆主义、“拉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理念，在实践中行得通的发展模式。在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中，该模式正在经受考验。

　　庇隆主义
　　阿根廷战后前半期的发展，与一个人的思想密切相关：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一批专家，摒弃了西方发展学框架，在总结拉美国家早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国家发展主义理论。
　　普雷维什认为，英美等国与拉美属于“中心―外围”的关系，提出拉美国家要摆脱被剥削的“依附”地位，必须推行“进口替代”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战略。开始由普通工业消费品进口替代过渡到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最后实现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逐渐形成类似于发达国家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最终实现经济完全独立发展。
　　阿根廷战后的庇隆政府可以说基本奉行了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思想。庇隆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定了经济计划，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市场价格、利率、汇率等均由国家严格规定。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实行民族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对外汇兑换进行严格管制。
　　在实行这一系列初期，阿根廷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了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建立了一套国家工业体系，包括汽车、造船、飞机等。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改善，上世纪70年代末，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
　　不过，这种发展也存有隐忧。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阿根廷工业遇到了诸如企业效益低下、本地市场饱和、质次价高的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等困难，许多中小企业困难重重，失业增加，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到70年代，阿根廷实行“举外债促发展”的战略，当时国际上低水平的利率也促使了阿根廷的大举借债，导致整个70年代阿根廷通胀率不断升高。更糟糕的是，随着国际利率水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升，阿根廷的债务危机开始酝酿。

　　新自由主义改革
　　1982年是阿根廷的多事之秋。从墨西哥肇始的债务危机很快蔓延到整个拉美，冲垮了本已脆弱的阿根廷经济。而马岛战争及其失败则进一步加重了国家负担，同时驱散了外资。整个８０年代，经济衰退伴随着阿根廷，GDP年均下降0.9%，人均GDP从1980年的约7500美元降至1989年的约2500美元。到1989年，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令人咋舌的3000%。
　　对于恢复经济，拉美经济学家一筹莫展，新自由主义则“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