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
　　
　　如同所有危机，这场危机终将过去。但当前灾难的严峻程度却同以往都不相同，它引发非同寻常的后危机拯救。最重要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宏观经济环境很可能同时呈现两种特征：遭破坏的金融体系出现遗留问题，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异常乏力。
　　与去年救助措施来得又快又有力时的V形复苏形成鲜明对比，接下来几年很可能表现出持续脆弱景象，并伴有间歇性衰退。政治家及决策者对结果可能并不满意。因此，他们应该会继续严重倚赖其财政和货币政策武器以期扭转疲弱乏力的经济复苏。
　　然而，与甚嚣尘上的新凯恩斯学派思想不同，后危机世界需要的远不止是为防止危机复发而采取的保增长策略的单纯蛮力。突破过去已失效的战略是紧急要务。由于所有措施都旨在恢复过去失败的失衡增长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很有可能发生另一场痛苦的危机。考虑到这种危险，政府需要坚决地揭露最初让世界陷入混乱的问题和错误。
　　这并非一场资本主义危机，相反，这更像一次资本主义治理危机。自我监管意识形态取代日益复杂的系统所必需的纪律和监督。要扭转这种趋势并重新掌控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及依赖资产的全球经济，必须有果敢且有远见的领导力。但确实别无选择。国家政体必须做好后危机世界的治理。

　　熟悉的模型
　　像大多数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中已经成立各种独立调查小组及委员会――所有努力都旨在改正整个体系的缺陷，从而避免今后再度发生此类动荡。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模型。危机肆虐期间，一大群来自公共及私有部门的初衷良好和勤勤恳恳的专家总会齐聚一堂，制定后危机时期补救方案。他们往往一成不变地提出一份非常详尽的“验尸报告”，阐述问题出在哪里。报告被大张旗鼓地发表，有时会引起一些行动，但更多的时候迎来的却是毫无表情的面孔、礼貌的掌声和极少的后续落实。
　　危机这一概念本身就注定了这种模式的失败。历史证明，下一场危机永远不会与上一场相同。然而诊断和治疗却几乎总是遵循旧模式――与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来势汹汹的增长趋势相抵。这并不是说金融体系或政策结构中的明显缺陷不应暴露和解决，只是任何“向后看”疗法的效果都是有限的。
　　与过去25年的危机（多数源自发展中世界）不同，本次危机源自发达世界富有国家。而这个迅速遍及全球的问题的主要源头恰是发达世界主要引擎――繁荣一时的美国经济。人们又一次开始匆匆下结论，而这一次矛头指向引发本次危机的现代金融机构和不良金融工具的缺陷。监管改革呼声比任何时候都更响亮，在这方面领先的是近期奥巴马政府公布的提案。美国政府能否打破“向后看”改革流程模型且汲取更具先见性的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