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新京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18日 13:38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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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排场的伦敦20国集团峰会（G20）“无疾而终”———无疾也无果。紧接着，原定于泰国帕塔亚举行的东亚领导人峰会因红衫军的反政府示威临时取消。后者作为排场小得多的地区峰会，虽然历史不长，却被认为是应对区域问题的富于针对性的有效途径。原本借此峰会，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拟端出旨在使东亚地区经济规模在2020年之前翻一番的“亚洲经济倍增计划”。
在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美欧的停滞有可能长期化的时期，发挥东亚地区的活力，以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牵引车”的认识本身没有问题，也是东亚三国的共识。尤其对在三国中经济发达程度最高、但却最为保守的日本来说，不追求一国独善其身的单独经济增长，而是谋求超越国界的区域整体增长的“国际主义”思路值得评价。
照此构想，日本将与亚洲诸国分享其在高度增长期的成功经验，通过在亚洲广泛的区域扩充铁路、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实现未来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此，政府不仅设立了负责具体实施、推进该项事业的机构“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并以之为母体，拟出台一份综合开发计划“路线图”，而且，将投入总额为2兆（1兆=1万亿日元）规模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及等额的贸易保险预算，以规避、分担日本企业和民间资金的投资风险。
在世界市场急剧收缩的今天，日本显然已难回到以往那种持续增长的轨道；而少子老龄化态势的进一步蔓延，又抑制了对内需的期待。这种情况下，从外交上实现“亚洲复归”的方向性调整，从而顺应“亚洲内需”所带来的机遇，虽不无“投机”之嫌，但应该说不失为正确的选择。
问题是，作为“总设计师”，麻生何以说服相关国家的领导人，接受这个宏大叙事，并与日本取得政策性协调。对此，麻生本人及政府相关人士似乎成竹在胸。
但是，由于过去3年来日本政局的混乱，世界各国对麻生政权的寿命及日本政府的政策持续执行能力多持谨慎态度。虽然日本政治是其内部事务，但以目前的局面难以推行任何长期政策是不争的事实。对区内相关国家来说，一个好容易经过论证付诸实施的构想，如果有可能随着当事国的政权一起消失，那么到底登不登船便是颇现实的问题。
因此，构想的首倡者虽然是麻生，但具体细化、推进、实施，则不一定非得由日本政府主导。相反，把计划从日本的现实政治中剥离出来，进而在“东盟10+3”、东亚三国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机构的框架内，作为区域性经济议题加以检讨、实施，反而令人感到更靠谱。
麻生版“亚洲经济倍增计划”，令人联想到半个世纪以前，池田勇人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同的是，彼计划重在振兴内需，而此计划则偏重刺激出口；彼时的政治有稳定的“1955年体制”的庇护，而今天的联合执政则风雨飘摇。后者提前3年实现，深入人心；前者虽不缺刺激、悬念，但支持者寡，质疑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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