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东方早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3月14日 1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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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面临共同的选择:要么削减产量和就业,放任经济收缩,要么采取经济扩张的政策——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抑制经济下滑。结果是,他们选择了后者,但采取的扩张政策超出了经济体的潜在生产力。由于关键资源石油供给短缺,经济扩张政策使得石油价格上涨,这种做法加速了通货膨胀,这和刺激带来的有限的经济增长相结合,带来了滞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08年底发生的全球次贷危机促使美联储和世界其他国家银行,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和一些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防止全球经济迅速下滑的议题上来,而将通胀问题暂时搁置。
在当下,石油价格再次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底,石油价格迅速增长,产油国赚得盆满钵溢。但是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这些国家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力已不及从前。2008年下半年,由于经济下滑导致需求减少,石油和许多资源产品一样,价格大跌。
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油价初始的上涨,是因为新的买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进入了世界市场。丰沛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以及积极吸收采纳新技术战略保证了这些国家工业产值的快速增长,这将使得他们对能源的需求扩大,而石油是主要的能源供应物资。同样的,如其他的许多能源像天然气和金属价格的上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需求的增长还加剧了另外一个全球化问题,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生产总量的增长,汽车和其他代步工具的使用,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宣称,他们的增长必须经过粗放式的,大量消耗原料的过程。气候保护公约由于各国之间存在争议惨遭搁置,富裕国家认为他们愿意削减产量,但坚决主张那些新兴国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控制他们快速增长的排放份额;而新兴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是在试图阻止后来者获得他们应得的东西。
新兴经济体当然有终结贫困,追赶发达国家的权利。出于公平,西方世界能够接受也能够理解他们的要求。但倘若全球化不仅仅引起发达国家相对财富的降低,还带来了绝对收入的降低,即便是预期的下降,那么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公平要靠边站了,首要考虑的将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这样,反对的呼声将会得到加强!
至少就民主国家来看,政策是由政治决定的,而政治是由感受所决定。而感受,尤其是在艰难时刻,是被一般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所左右的。
在美国,长期以来蓝领工人们,以及从事外包业务的白领雇员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时候,无论正确与否,痛苦的感受逼迫他们抱怨全球化。这带来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贸易保护,无论是好还是坏,都不可能得到国家真正的支持,因为反对贸易保护可是经济学家们誓死捍卫的信条。21世纪的今天,交通便利,资本流动便捷,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也较以前有所提高,对美国以及其他份额减少的国家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会部分地或者是短时期内或多或少的发挥作用。
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些政策,称之为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似乎不大合适,但政策的实施可能最终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代价。不断增长的联邦预算赤字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赤字,使得美国不得不在相对经济实力下降的情况下依靠海外资金的流入来支配其原有的资源量。但赤字不可能永远增长下去。过去,面对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国债的东西,我们似乎可以轻松地说:“没问题,我们自己欠自己的钱。”但现在,情况可不再是这样子。
由于美国收支平衡赤字的存在,它尚能保证真实收入的绝对水平;况且经济实力增加的国家也乐意借钱给美国花。但我们不要忘了这样的可能:这些国家可以停止借钱给美国,他们也许会追回贷款。当然,现在有一些颇具说服力的观点表明借贷者业已泥足深陷,倘若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如借入者一样,深受其害。但是如果不考虑这点,因为相对经济实力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即便可以从国外筹措资金,要维护美国原有的生活标准,现在也实在是难!
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已经深深威胁到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他们正快速地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生产总量,这将会增加世界的经济总量和收入。但增加的经济量和收入还不够,或者说增加的速度还不够补偿那些份额减少者的减少额。事实上,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并不仅仅限于富国,穷国以及一些缓慢发展地区最近处境尤其不妙。因为通胀抬高了油价和其他商品价格,而滞胀则减少了发达国家对他们产品的需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情形已经开始威胁到那些快速发展国家,而正是这些国家引发了这次进程。
总之,变化由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引起是没有异议的。过去,他们将低廉的劳力成本和低技术含量加以结合作为一种比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交换产品。现在,信息的扩散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高科技,而资本的快速流入和良好的教育体系则使得他们能够采纳和应用这些技术。但不要忘记,他们的工资率很低,这些国家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将会将那些富国制造者们排挤出市场。作为技术提供者的美国就是这个方面的绝佳案例:产品生产流程的外包。
相对经济实力的快速变化现象对工业时代来说还是个全新的事物。在19和20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以稳定的步伐成为了工业精英集团的新成员,相较于当前来说,这个进入过程并没有造成那么多不稳定因素。
目前的次贷危机还将引发这种新旧实力的变化,倘若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政策英明的话,危机可能会被延缓,甚至会被扭转。在此篇文章写作时,尚不清楚联储将会采取何种政策,但短期内应当不会有什么改观。即便是信贷危机终结,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下去。在美国,消费正在下降;而投资,不管信贷如何容易,也极有可能下滑,除非企业在消费疲软时依然能够找到投资机会。这些将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螺旋下滑。奥巴马总统现在处境十分艰难。大多数政治派系一致公认,凯恩斯主义刺激计划确有必要;但刺激规模要多大,需要多快却无法达成共识。20世纪30年代时计划的赤字是不够的,而且当时还动用了大量的战时赤字来恢复经济。
此外,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是全球化已经导致凯恩斯政策很难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大部分的刺激会被进口所抵消。而且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将会继续承受最大的代价。他们的进口成本会由于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上升而增加,而出口则会由于其他国家经济不景气而受到限制,而且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也会由于自身经济困难而削弱。或许他们最大的救星是中国不断增加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的力度和持续性仍然还有待观察。
在危机的严重性尚未显现之前,联合国2008年5月发布的中期经济报告这样总结:
紧随众多挑战而来的是世界经济在一次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边缘上摇摇欲坠。由房价暴跌引起的发达国家的信贷危机正在加深,美元相对其他主要流通货币在不断贬值,全球贸易不平衡也在持续,再加上飞涨的石油和非石油产品价格,所有这些不论是给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信贷危机结束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将会是什么呢?可能是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相互配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在一个可以承受的时间内恢复经济增长。国家相对的经济实力将会继续改变,但是全球经济会实现总体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另外实行的英明的政策措施也会将新的繁荣延伸到贫穷国家。在现在很难预见的技术增长领域里兴起的新熊彼特主义浪潮可能会有助于实现前面这些结果。
第二,经济螺旋式下降可能会持续。正如在大萧条时期一样,数额巨大的必要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不被认同或者可能在政治上不可行。美国的结果可能与大萧条相似。至少在时间上即使不是在深度上。而美国几乎可以确定下来的应对措施是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倾向也会将衰退传播给世界。大萧条带给美国的是罗斯福新政,而带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是纳粹主义和世界大战。然而这次许多国家拥有了核武器。
第三,扭转经济衰退的政策可能是有效的,但滞涨也会出现。随着增长的恢复,石油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会开始上升,通胀将会成为一个真实直接的危险。政府和中央银行又一次将不得不在高失业和高通胀之间做出不可能的选择。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一个新的浪潮加速发达国家的增长,正如信息技术革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起的作用那样。20世纪70年代是很艰难的,但至少要比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好。
指明经济走向的指标应该在不久之后就会出现。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如果实体经济随着增长的加速和失业的降低而开始复苏,那么乐观的结果似乎就是可能的。如果经济开始复苏,而且由于需求萎缩而持续下降的石油价格能够重新快速上升,那么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将会和新一轮的滞涨较量。而且如果滞涨的头一两年会导致实体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那么第二次大萧条将会作为第一次大萧条的继任者载入史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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