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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国资改革破局 决定背水一战
来源 SRC-1 发布时间 2010年05月21日 10:45 作者
 

  这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上海决定背水一战

  事情比想象的困难。

  热闹的外表下,上海金融国资改革动作并不明显。

  3月26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金融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屠光绍高调表示,要以市场化改革、开放性重组为重要手段,加快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步伐。

  市金融服务办主任方星海亦同时表示, 2010年上海市将在3个层面优化地方金融资源配置。首先,推动市属骨干金融企业做强做大。选择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的骨干市属金融企业,通过其他金融资产盘活注入、引入具有业务协同促进作用的战略投资者、收购整合相关金融资源等方式加快其发展壮大。其次,对于目前竞争力一般的市属金融企业通过适当重组实现转型发展。对于目前在行业竞争力处于中游、竞争优势尚不明显的企业,通过吸引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金融资本入股参与重组,进一步提高行业竞争力或加快业务转型。第三,根据金融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对部分市属金融国资进行调整。主要是结合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股东“一参一控”的监管要求,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考虑,对市属证券公司的地方国有股权进行优化。

  政府主管领导的表态,给人最直接的感受,无疑是期待上海金融企业尽快做大,打造出属于上海的金融航母,不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称号。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从内容上看,所传达的信息明确,就是要以开放的姿态进行金融国企重组,用市场的途径培养上海的金融航母。虽然关于开放性重组的提法和让本地各领域金融企业都有机会朝金融控股方向发展的思路由来已久,两位领导的态度也一以贯之,但此次再次重申,在让人期待的同时,也颇耐人寻味。

  市场的反应是积极的。

  3月29日,上海金融股整体涨幅超过3%,正面回应了政府领导的表态。

  与此同时,市场传闻,上海考虑出让部分市属金融企业的股权甚至控股权。和以往上海金融企业不论是否肥水都不肯流外人田相比,据媒体消息,这次上海方面金融股权出让的对象是分布在国内外的诸多大型金融企业。果真如此的话,上海金融当局希望借市场之力推动改革、做大做强本地金融企业的决心可见一斑。

  然而,和市场反应形成对照的是,截至目前,尚无实质性举措。

  据《上海国资》广泛了解,仅出让金融股权一事,就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金融牌照属于相当稀缺的资源,即便央企也未必能轻易拿到。“上海市考虑的不是金融牌照能卖到多少钱,主要是看能交换或置换到什么东西。”

  更重要的是,“出让金融牌照的背后是上海金融国企将进行大范围重组,这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接近上海市金融办的一位人士对《上海国资》表示。

  显然,以此类推,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

  事实上,出于种种原因,上海金融国资改革突破并不容易。

  金融办之困

  金融服务办的定位面临尴尬。

  尽管其在1月7日与上海市国资委签定委托监管书,监管范围内的金融企业,承担相应的国资保值增值责任,但据《上海国资》了解,在实际操作中,金融办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是其定位缺乏法律上的支持。

  “根据《国有资产法》,上海市国资委是市属金融企业的出资人和监管人,金融办只是作为委托监管单位,这就带来了问题,金融办的自身定位包含了公共管理职能,不能满足该法关于出资人的社会公共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的要求。”上海国际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副主任袁安照对《上海国资》表示。

  他举例说,比如关于金融企业资产转让,财政部在2009年曾出台办法,要求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政府授权投资主体转让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应当报本级财政部门批准。“如果金融服务办操盘重组,是否与该办法冲突?如何与财政部门协调矛盾?”

  事实上,业界有专家亦认为金融办行使出资人职责并不恰当。

  “金融服务办传统的职能是做好服务,特别是帮助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建设上海‘四个中心’服务,如果由其具体实施操作,将超越其应有的职能。”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对《上海国资》表示。

  上海同济大学期货研究院院长助理刘春彦也认为,市金融办并没有获得清晰的法律地位。“是行使公权力的监管机构还是行使私权利的股东?在中国,行使公共权力的监管机构必须获得国家立法层面的支持,这对于市金融办来讲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其仍然是,也只能是临时的非政府组成部门的协调机构。”

  他认为,上海地方政府包括市金融办的职能受制于国家法律而无能为力,也正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上海地方政府窘境的体现。

  “名不正则言不顺。”一位市场分析人士颇为直白地表示。

  上市之难

  据公开资料,上海市属16家金融企业国资总资产约3.16万亿元,总量虽不小,但分摊在16家企业,则个体规模明显偏小。目前市属金融企业只有浦发银行(600000)、太保集团、海通证券(600837)、爱建股份(600643)等4家上市,占1/4,其中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只有太保集团一家,这一比例明显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符。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即对此多次提出 “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尽快上市。”

  未上市的金融企业包括:上海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东方证券、上海证券、上海国际集团、富国基金、上海国际信托、国利货币经纪公司(见表1)。

  在这些企业中,最有上市可能的是众多券商。比如国泰君安、东方证券、申银万国等。

  但上海券商上市,受制于人,主动性并不大。

  国泰君安的经历可见一斑。

  目前,最让他们头痛的是“一参一控”的硬指标。根据该规定,一家机构或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券商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

  “简单地说,就是如果我们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符合“一参一控”要求,则不能申请上市。”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李迅雷对《上海国资》表示。

  国泰君安曾计划2010年整体上市。但其股东结构不符合一参一控标准。上市的主要障碍存在于中央汇金参股。

  “至今没能成功让汇金公司退出来。”李迅雷表示。

  据《上海国资》了解,汇金于多年前扮演救火队长,入股经营难以为继的众多券商。

  “当年,几乎所有券商都面临经营困难,国泰君安也不例外,迫切需要周转资金,但在市场极度低迷的时候,谁都不敢对券商投资,最后汇金进来,结果导致如今上市受到制约。”李迅雷表示。

  如今,汇金苦尽甘来,持有多家成长性良好的券商,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为资金效益最大化,当然不会轻易撒手。

  “上海2009年曾计划与汇金协商,将上海国际持有的申银万国股权与汇金持有的国泰君安股权互换。扫清上市障碍,但汇金临阵变卦。”

  让汇金变卦的原因是,证监会在2009年突然对汇金网开一面,“一参一控的整改要求从2010年放宽至2013年。”

  于是,上海国际亦没有顺势梳理其所持券商股份。

  “尽管我们上市面临一些制约条件,但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采取更灵活的方式,让我们尽快上市。”李迅雷表示。

  与国泰君安类似命运的还有申银万国。 而原来大有希望上市的东方证券因在2008年自营业务和投资收益上大幅亏损,令其上市计划延迟。

  除此以外,上海金融企业符合上市条件的并不多。

  “上海银行的股东总数在4万户左右,而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起人不能超过200户,小股东又不愿意错过上市,很难被收购,从而成为上市死结。”接近上海银行的一位人士感叹。

  不过,即便上海银行解决股东户数障碍,其未必就能很快如愿上市。

  “监管层对于各地城市商业银行上市会考虑名额的平衡,而且这种平衡很严格。上海在这方面的政策资源很少。”潘正彦表示。

  其他如上海证券总量较小,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仍在积极改善资产质量,爱建系因资金黑洞更无可能上市。

  显然,留给上海金融企业上市的空间非常狭小。

  重组选择

  与上市受制于人相比,重组路径似乎更为主动,亦更为现实。

  其实不然。

  把金融企业捆绑起来让其体量增大,确实是最为简单最为直接的办法。

  但问题是,怎样决策?谁来操盘?谁来评价?

  2009年,上海曾传出,计划分3步进行金融国资改革,首先一步便是培育战略控制型的金融投资集团。

  当时市场普遍认定,上海国际将担当这一重任。但据《上海国资》了解,这一步伐已明显放慢。

  “这有很多困难,首要的是在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大环境之下,金融控股集团无法拿到牌照,成立金融控股集团并无实际意义。”一位接近上海金融国资运作决策层的人士表示。

  此外,上海国际如果要成为金控集团,那么行政化划拨重组在所难免,这在实行中遇到很大障碍。

  “有的企业已经上市,行政划拨资产定价怎么定?过高成本难以控制,过低怎么对公众解释。”上述人士表示。

  还有其他技术上面的复杂性。

  “证券公司基本上是同质化经营,且实力相当,控股这么多券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整合?论资排辈吗?”李迅雷反问。

  此前,市场传闻,上海有意将上海银行、浦发银行和上海农商行进行重组。这在业界看来,几乎成为笑谈。

  “上海银行虽然小,但效益很好,这么多年不是靠行政的力量做起来的,靠自己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困难的时候也没要过政府补贴和投资,成立以来增值那么大,政府说一句话就重组是不可能的。”上海银行界一位人士对《上海国资》表示。

  何况还有人员的安置、债权债务处置等细节问题。这些似乎都让人望而生畏。

  为避免这种种尴尬,上海可能正要尝试另一种方法。

  试图对外出让金融股权再明显不过。“希望借此吸引体量庞大的中央和外地金融企业进来,以带动上海金融业发展”。接近市金融办人士表示。

  “这是很有可能的。最起码能带来政策方面的好处,因为从实际情况看,上海地方国资还无法影响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决策,央企则更容易把自己的意志灌输给监管机构。”刘真彦表示。

  “纵使如此,也不会出售控股权,配置资源和定价权会掌握在自己手中。上海在这方面有会自己的考量。”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对《上海国资》表示。

  他透露,上海市金融办正在研究出台配套政策。“成绩会非常明显。”

  重组似乎已成为可见的上海市属金融企业在短时间内做强做大的最佳路径,但人们可能还是会问,快速捆绑是否真正有利于金融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培养本土的金融企业和企业家,有利于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

  背水一战

  诸多上海金融业界人士认为对金融企业改革不可操之过急。

  “强大的金融机构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三五年能做起来的。”潘正彦表示。

  他认为,目前似乎并不是扩张的有利时机。

  “要做金融航母,要有完备的规划和时机的选择,首先必须适应市场的大势,其次才是政策引导。”潘认为,“金融危机过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业务都在一个收缩的过程,此时打造金融巨头并不是好时机。”

  何况,如果组建后不适应市场形势,“再转回去就很难了。”

  更多金融从业人士赞成市场自然选择。

  “政府不应再做保姆式服务。”陆红军表示。

  李迅雷认为,每个金融企业都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经理层,是否上市、重组,如何重组、上市都应该放给企业股东考虑。“逐步市场化,与国际接轨,或许更容易做强做大。”

  不过,留给上海的时间已经不多。

  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智囊之一,陆红军对此解释,利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机会做强做大上海金融企业是难得的机会,否则将延误良机。“再推迟也无太大意义。”

  他表示,上海早在1990年开发浦东时就计划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后又获得金融改革创新试点,但随着时间过去,并没有打造出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金融旗舰。

  而且,上海金融在发展过程中,竟错过了象深圳平安开始时的机会,“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没有利用。现在已经不可再得。”刘春彦表示

  目前,江浙一带金融业因民间力量充分参与,经营机制更灵活,渐渐后发赶超。遑论北京和深圳。

  “这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上海决定背水一战。” 一位接近市金融办人士表示。

  前不久,浦发银行引入中移动作为战略投资者或可看作上海金融国资改革已然起航。(上海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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