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时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12月12日 11:00 |
作者： |
李海楠;童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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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海楠童彤
时近２０１１岁末，社会各行业全年工作即将收尾之际，一场注定将在全国传媒行业内掀起波澜的改革却还在酝酿之中。
攻坚非时政类报刊堡垒，推进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２０１１年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核心工作，并确定了中央和地方两层面分别推进的工作路线。
与中央层级报刊社改革顺利推进相呼应，以首都为代表的地方改革大幕业已拉开。近日，首都积极动员非时政报刊启动改革工作，先期确定５３家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正式对外吹响了首都推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集结号”。
就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１１月底起历时近半月，以首都推进“转企改制”为契机，走访相关机构、主管部门及多方专家学者，旨在探明“转企改制”工作进度，并就具体关键内容展开“大讨论”。
“方案”：补充、完善进行中
１１月２９日，本报记者就首都推进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提出的相关优惠政策、方案、目标、意义，以及率先推进报刊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等相关问题致函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然而，截至记者发稿前，未获任何回应。
对此，曾参与多家出版社、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工作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服务联合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北京恒介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张进宁对本报记者道出了缘由。１２月１日，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大厦的１２层办公室内，刚刚出差回京的张进宁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真正的报刊改革还没有正式启动，现仍停留在动员阶段。”听闻记者前述经历，张进宁直言，无论中央和地方，现在都还停留在方案的制定和上报阶段，就北京市而言，也只是初步完成了方案草案，还在征求意见和不断补充完善中。
至此，记者自展开本次调查报道开始，联系主管部门及多家报刊社无果也似乎找到了原因。
张进宁告诉记者，本次非时政类报刊的体制改革，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推进，中央级的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由中央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办公室”）进行审批、推动和部署；地方省级（直辖市）改革工作则由地方自行制定总体改革方案，方案需上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批。
上报途径有二，其一为通过地方新闻出版局报至新闻出版总署，其二为通过省、市宣传部门报至中宣部，分别“原则批复”后，再授权到地方制定具体的改革措施并操作。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鲁炜在１０月１７日召开的动员会上明确表示，首都报刊“转企改制”要把握好六个重点环节：加强学习文件，吃透吃准精神；摸清单位家底，准确掌握情况；充分听取意见，抓紧制订方案；明确工作责任，确保有人管、管到位；强化改制纪律，防止资产流失；做好过渡期工作，确保平稳。
“由此可见，具体‘方案’是指导整体工作的关键所在，涉及体制、机制、人员安置等方方面面，必须不断补充完善以确保后续工作的顺利推进。”张进宁认为，尽管具体工作有待推进，但北京乃至全国的“动员”大势已经展开，“转企改制”已如箭在弦。
“转企改制”：任重而道远
实际上，对于当前非时政类报刊的“转企改制”，在学界早已形成“大讨论”的局面，多方长期关注报刊改革的专家学者也对本报记者表达了“力推报刊改革、莫失发展良机”的殷切盼望。
１１月２９日晚间，长期关注报刊业发展、并积极呼吁报刊业加快改革步伐的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特邀委员齐勇锋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推进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也是改革的‘深水区’。”在齐勇锋看来，这样的体制改革对于当前报刊发展状况而言，已然显得“有些晚了”。
通过列举中国体育报下属的《高尔夫杂志》引入民营社会资本经营广告发行业务，并取得优良经营效益的例子，齐勇锋对记者阐述了现有报刊通过灵活机制和市场开发的综合运用弥补现存国有体制僵化，搞活报刊经营的道理。
“市场上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现在提出‘转企改制’，实属‘水到渠成’。”齐勇锋认为，体制改革根本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在市场经济领域，经营性的文化传媒单位是否可以利用市场对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和社会资本力量寻得发展，是衡量“转企改制”成功与否的关键。
齐勇锋对记者分析，“转企改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报刊出版单位的合法地位问题，即使得报刊社作为企业主体获得合法权益、实现体制对接；随后展开的则是行业内，乃至跨行业、跨地区的资源整合。
“‘转企改制’只是开始，资源整合尤其是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才是值得关注探索的。”齐勇锋援引新近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传出的“鼓励文化产业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整合，做大做强报刊传媒业”的积极信号，明确提出了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分步实施战略：
第一是“转企改制”成为合格市场主体；第二是进行传媒行业内的资源整合，“扶优扶大扶强”；第三是鼓励推进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打造传媒“航空母舰”；第四是利用上市路径，在资本市场平台进一步整合，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当前举国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从纵向历史观点看，或将迎来第二个‘盛唐时期’。”齐勇锋强调，“转企改制”任重道远，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将上下认识统一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上去，尽快切实推进具体工作实施。
报业发展：
健全“退出”还需放开“准入”
当前，伴随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不断向“深水区”迈进，文化产业正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肩负传媒大发展重任的报刊业由来已久的“数量少、规模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等弊端也逐步成为报刊业快速发展的掣肘。
就此，新闻出版总署屡次重申“全面启动实施报刊退出机制工作”，摒除不符要求的报刊，推动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且将“加快建立报刊退出机制”视为推进报刊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于１１月３０日下午向本报记者表达了“不能盲目推动兼并重组”的观点。他认为，报刊市场需要防止垄断，因此，报刊社转为企业后在市场上进行运作，就一定要形成合理的市场集中度。
“过少的报刊拥有过多的市场份额，就会造成公众无法公平获取信息，为保证公众获取信息拥有合理与公正的渠道，就必须防止过度兼并重组和过高的市场集中度。”张晓明表示，除了推动兼并重组“做大”，还要把市场主体“做少”。
对于各界普遍寄望通过“转企改制”获取合格市场主体地位，继而得以规模化、规范化地推动兼并重组、资源整合以做大做强的观点。张晓明提醒，“做大做强”就是退出机制，但光有“退出”没有“准入”，则会造成市场的残缺不全。
为此，张晓明建议，某种层面上，需要开放准入，即办报权可以适度开放。他认为，现有的“准入”基本处于封闭状态，是全部依赖于行政机构的，应该把准入机制逐渐从纯意识形态的准入标准或者纯行政审批式的准入标准，即前置性审批式准入逐步向市场化的后置性准入标准过渡，即登记制。
“‘前置的审批’带来了很多后期监管的放松和监管难度的加大，这些是不符合现代报刊业发展要求的。”张晓明强调，对此，可以适当减少前置性审批，适当采取登记制，把管理放到运行中，既然承认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就要在市场中监管这些媒体。
对于所谓“办报权放开”的讨论，业界早已有之，其中屡受诟病的“刊号资源”问题似正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横亘于“社会办报办刊”的公认阻碍。
“民间办报的担心来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既定思维模式，我觉得这些模式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现实。”张晓明认为，这只是决策问题，刊号资源早该放开，鼓励社会办报办刊，最终形成“公有制主体，多种经营共同发展，即时政类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的报刊物一并发展”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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