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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校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
来源 国际金融报 发布时间 2011年01月11日 09:48 作者 史燕君;朱佳莹
    在加快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意见出台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哪些进展?后危机时代,上海应该如何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1月8日,由上海金融学院教授褚敏伟、吴大器和贺瑛主编的《201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正式发布,该《蓝皮书》选取了国际金融中心会计生态系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和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三个专题,对后危机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个大主题进行深入研究。

  上海指数摆清位置

  上海在金融市场、产业支撑方面均位于全球第七位,但上海在服务水平、综合环境方面只位列第19位和第21位,这说明,上海赖以支撑金融中心发展的基础不够牢靠,金融中心发展还有瓶颈

  《201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一开始参考的是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标体系”(GFCI),相对而言,该指数框架设计较为合理,指标层次、权重区分较为科学,但蓝皮书编撰人经过研究分析认为,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GFCI在二、三级指标本身的选取及数据来源的选择上并不科学,在主观评价过程中存有部分漏洞,在敏感度的把握上存在巨大偏差。

  他们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仅需要“上海价格”,更需要“上海指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上海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制定“上海指数”——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指标体系。

  于是,在各方努力下,2010年7月8日,“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IFCD INDEX)在上海发布。这是我国首次与国际知名专业机构合作推出的国际金融中心排行榜,也是全球首份突出发展能力、运用全新指标体系进行科学评价的榜单。

  和GFCI一样,IFCD INDEX分析框架采取的也是融主客观为一体的指数编制方法,其中客观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66个三级指标组成;主观问卷调查源于新华社全球信息调查系统和AC尼尔森全球调查两种渠道,调查机构涵盖金融及非金融部门,人员遍及高、中层及普通员工,并运用技术手段对问卷信度、效度进行分析。

  IFCD INDEX运用对称设计模型算法,采用层层深入的分析框架对全球45个金融中心发展情况进行深入剖析。第一层次为全面分析,通过对金融中心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将各中心区分为成熟型、发展型、综合型、区域型四个类别;第二层次为因素分析,通过五大指标体系的个体分析将各金融中心的优劣态势得以充分展现;第三层次为地区分析,通过各金融中心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考察区域环境对金融中心的影响因子;第四层次为潜力分析,通过搜集信心调查数据挖掘金融中心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

  45个金融中心综合排名的结果显示:纽约、伦敦位居首位,其金融中心霸主地位难以撼动;东京、香港紧随其后,与前两个中心共同构成全球金融中心第一梯队;巴黎、新加坡、法兰克福、上海、华盛顿和悉尼分列5至10位,这些城市在金融中心建设中取得了不俗成绩。

  目前,上海在金融市场、产业支撑方面均位于全球第七位,但上海在服务水平、综合环境方面只位列第19位和第21位,这说明,上海赖以支撑金融中心发展的基础不够牢靠,金融中心发展还有瓶颈。值得注意的是,在成长发展上,上海的得分为全球第一,这一结果表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巨大的潜力。

  人才战略提供智力

  对金融人才的监管不可放松。加强对金融人才的约束与各种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并不矛盾,政府和监管部门切不可在金融人才面前露怯,不敢管,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

  金融人才的集聚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证,而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金融人才的匮乏,也是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瓶颈,因此,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吸引金融人才已经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之一。

  上海的教育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复旦、上海交大、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等名校汇集。同时,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上海高等教育人口比重较高,客观上为打造本土各个层次的金融人才奠定了基础。同时,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个人安全指数、旅游指数、国际化程度都较高,且上海目前已经颁布实施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人才政策。

  但上海在人才因素框架下,仍有许多亟待补充、提高的地方。一方面要在城市硬件设施方面迎头赶上,另一方面,相关的软环境业需配套,才能“筑巢引凤”。

  此外,上海金融人才瓶颈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结构上,即存在着“基础性人才相对饱和,熟练性人才相对不足,高层次人才非常紧缺”的问题,具体体现在:

  一、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护照受限指数偏高;二、虽然上海的历史积淀深厚,城市文明程度较高,但医疗水平没有达到相应水平,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较低;三、生活质量指数排名偏低,住房条件成为制约城市良性健康发展一大障碍;四、上海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较其他金融中心城市而言仍偏低,税收优惠政策有一定时限性和不稳定性,税收制度改革落后;五、北京、深圳等都有计划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蓝图,或多或少的定位重叠导致人才引进与流动的分流效应。

  据了解,次贷危机发生后,英美等国金融人才政策的新特点对于制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才政策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首先,应该认真分析,准确判断形势,明确我国金融人才政策的立足点。上海要建成国际性金融中心,必须提升金融人才教育模式,以自己培养高端金融人才作为人才战略的立足点,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真正培养一批本土复合型、国际型的中高级金融人才。

  其次,坚持以市场力量为主导,以金融机构为人才培养的主体。金融中心建设需要水到渠成,人才战略同样如此。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等软硬环境,其余的应该由市场发挥主导力量。上海只有从顺应市场的角度出发,借鉴其他成功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加强城市建设,在城市的综合实力、人文软环境提升后,人才战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对金融人才的监管不可放松。加强对金融人才的约束与各种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并不矛盾,政府和监管部门切不可在金融人才面前露怯,不敢管,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

  重软环境内生引力

  纵观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过程,其形成和发展往往体现为这些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对上海来说,要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就必须重视软环境建设。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软硬环境,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2008年曾做过一个判断:从硬件角度讲,以现在上海的条件和基础,5至10年,上海金融中心赶上香港应该没问题,但考虑到法制环境、思维模式、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上海金融中心的软实力要赶上香港,可能还要等10至20年。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长期过程,软环境的建设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两者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与硬环境相比,与经济全球化接轨的政策政务环境、监管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等软环境是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产业集聚的内生变量,因为这些因素能使市场交易成本降低,提高金融市场容量,从而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上海加大软环境建设力度,首先要以打造服务型政府为核心,进一步改善上海的政务环境。与国际上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市政务环境还存在较大差距,相关政府部门的服务理念有待加强。要改善上海政务环境,核心还是转变政府理念,打造服务型政府,树立公权服务私权的行政理念,实行以公民与政府互动为纽带的新的行政程序,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其次,以发展上海金融信用中介为重点,进一步改善上海的社会信用环境。上海应进一步放宽中介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收费政策,建立健全诚信管理体系,积极培育知名的本土金融信用中介服务品牌,加强金融信用中介行业协会建设。

  第三,以积极争取地方的金融立法权为重点,完善上海的法治环境。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求出发,发挥上海金融市场集聚、金融实践活跃的优势,从而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竞争有序、规范开放的金融司法环境;加强金融司法队伍建设,提高金融审判质量,配备熟悉金融知识、业务能力强,并有创新意识的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探索金融纠纷审判新模式。

  最后则要以塑造城市精神为核心,打造良好的上海人文社会环境。相对于其他软环境建设,人文社会环境的建设所需要的时间长,但一经建成,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却能对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发展发挥促进作用。而理想的上海城市精神在海派文化的基础上应具备海纳百川、与时俱进、敢为人先、诚信儒雅、遵纪守法的特征。

  人民币走出去强化国际

  “以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为契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突破。”2010年年底发布的《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上海“十二五”金融建设目标:全球人民币定价中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汇率发生较大幅度波动,各国在世界贸易结算和国际投资领域饱受汇率风险影响,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随着危机的演化越来越强烈。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增长,人民币币值稳定,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因此,加快推进人民币“走出去”,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是我国综合实力提升的必然结果。

  作为中国金融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相辅相成。 

  一方面,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本币自由兑换则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第二,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有助于推进上海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第三,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程度;第四,上海是国内各类金融机构最为集中的地方,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有利于金融机构实现跨国经营;第五,上海也是我国跨国企业总部林立的地方,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贸易便利化和风险防范。

  另一方面,从国家战略高度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仅是上海自身的问题,更应该提升到推动我国金融体系总体改革、提高我国金融业综合竞争力的高度,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相一致,为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发挥极为重要的窗口和先导作用。

  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要从六个方面着手:

  第一,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积极构建人民币回流的国际投资池;第二,积极推进与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相适应的上海外汇市场发展;第三,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跨境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第四,不断完善上海金融市场的组织体系;第五,积极推动上海发展成为人民币及相关金融产品定价为核心的金融中心;第六,健全金融基础设施的对外服务功能。

  会计建设夯实基础

  很少有人认为会计是构成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因素。今年的《蓝皮书》特别列出一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会计发展”的专题,选择“会计”作为研究切入点。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轨迹和会计中心转移的轨迹高度吻合,会计准则制订话语权争夺中的地位变化和国际金融中心争夺战中的地位转变保持着高度相关。正因为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相配套的会计体系,即“会计的生态系统”的建设。

  从会计层面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重金融人才而轻会计人才培养;第二是重金融产品创新而轻配套的会计制度执行。

  从地域角度看,但凡曾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程中经历过百年洗礼的城市必然具有较高的会计地位,实现了会计理论创新或掌握了会计准则制定的控制权。因此,有必要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契机,同步推进会计体系建设,构建一个与上海金融中心相匹配的会计生态系统。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会计生态系统建设中,要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会计生态系统建设两者关联性的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要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契机,以提升会计功能、效率为核心,进行提高会计运作秩序的样板性实践。

  同时,《蓝皮书》还建议,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契机,在与金融中心建设相匹配的“会计生态系统”建设的基础上,着力从会计体系的角度,构建一套相对完善的评价指标,并组织理论界、实务界以及政府监管机构的专家学者,从2011年起,对包括北京、深圳、天津、上海等在内的多个城市的会计生态环境进行持续性评价,通过横向(相同年份的不同城市之间)和纵向(相同城市的不同年份之间)的比较,以促进和激励各城市对会计体系建设的关注,也为顺利实现“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当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夯实会计基础。

  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合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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