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称，北京市新近公示的“经济适用住房市级备案结果”中，竟有一名申请人的身份证号码离奇地显示为18个1。

　　有关部门随后作出了他们的解释。我们姑且不论这一解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能否平息民众质疑，仅就已掌握事实而论，这一事件至少暴露出该地经适房公示制度徒有其表。结合此前接二连三被曝光的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事件”、随州经适房“十连号事件”、郑州经适房用地建别墅，以及北京经适房租售成风等乱象，眼下看来势如燎原的经济适用房建设应该稍作停顿，静下心来真切地思考出路何在。

　　针对以经济学家茅于轼为代表的大批论者建议废止经适房建设的呼吁，为数同样众多的反对者异口同声般的坚持，并斥之为“因噎废食”。而事实上，遍观如火如荼的论战，双方从其开始即分别站在不同的逻辑起点上，而其后各自展开的论证，则显鸡同鸭讲。

　　单以“噎”和“食”的二分法来看，经济适用房建设不能被唯心地认为是“食”，同理，经济适用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被唯心地认为是“噎”。现实中，此二者间的关系随时随地都在变化，并且有可能在量变至一定限度后发生质变。

　　经济适用房或存或废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居者有其屋以及由此体现并且推进的社会公平与效率。换言之，经济适用房或存或废的取舍标准应该、并且只能是，两者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谁更有利于目的的实现。

　　仔细审视眼下进行的经适房建设可知，一方面，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经济适用房从其规划、建设再到分配、管理，几乎整个过程中都有无法突破的“无知之幕”横亘在前。

　　即以经适房最容易遭致诟病的分配和定价两环节为例。关于前者，迷信监管者动辄就以境外情况作为样板，却不知，以香港地域之狭小、司法之完善、市场之成熟、资讯之透明，专事公屋管理的行政人员即有8000之多。由此反观，且不论内地公务人员道德、能力以及所处环境究竟如何，单以人数类推，可知他山之石未必能为我所用。

　　再看后者，同样不论内地公务人员道德、能力以及所处环境究竟如何，即以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房价之高而论，试问，普遍被确定为原则的“兼顾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相邻区域、地段内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如何才能落到实处？要知道，上海近期推出的某些经适房用地周围二手房价已经高达2-3万元/平方米，在此情况下，按照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低于2300元的标准，既能为中低入者承受又能兼顾相邻区域房价的“合理”价格，除了梦中不知哪里还能找到？

　　当然，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另一面是，其所身处的制度环境并非没有改良的可能。事实上，在经适房建设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诸多问题，大量内生于长期固着的“全能政府”的僵化思维。眼下摆在经适房面前的出路其实很明确：要么事先更多吸收民众参与经适房决策与监督；要么不进则退，坐视经适房交易成本越来越高而最终被迫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