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美国大大小小的银行都十分需要资本，过去是，将来也是。但无论如何，投资者都非常讨厌国家资本，过去是，将来也是。
　　那么，这一问题现在看来就只会继续恶化，因为只有美国联邦政府才能提供美国银行业所急需补充的巨额资本。

　　国有化挺进美大银行

    表面上看，美国前10大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并不足忧，它们的一级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都超过了10%。
　　但它们的核心资本的构成质量却令人担忧。在美国财政部将其花旗集团高级优先股转为普通股之前，10家银行核心资本中仅有一半是普通股类型的净资产，其余都是政府拥有的高级优先股。
　　要知道，高级优先股不同于普通股，其债性使之无法抵扣资产损失，其股利只能递延不能削减。因此，巴塞尔资本协议限制通过增加高级优先股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不过，政府对此颇为青睐，因为高级优先股股东没有投票权，这种交易结构看起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有化”；同时看起来也保护了纳税人的利益。
　　但最终，美国政府被迫将其花旗优先股以1∶1的比例转换为普通股，就像英国政府对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举措一样。至此，美国政府持有花旗的股权比例升至36%，成为第一大股东。
　　不过，国有化之路才刚刚开始，在美国政府的压力测试之后，有更多优先股需要转为普通股。根据简单测算，如果美国前10大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包括高级优先股在内）要达到JP摩根的6.4%，即使剔除本次花旗最高250亿美元的普通股转换之后，还需要820亿美元的普通股转换。届时，美国政府将成为美国大银行的最大股东，成为PNC金融服务公司、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大的少数股东。
　　需要指出的是，这还没有考虑银行信贷可能的损失、资产减值增加与信贷成本抬高带来的风险增加和资本需求上升。如果考虑这一切，美国政府很可能国有化更多的银行与金融机构。

　　更大更广的风险

    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反作用于脆弱的金融系统。金融危机始于住房融资市场，溢出效应影响至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又随房市周期调整而调整；经济危机源于经济周期下行，又导致信贷周期放大。
　　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周期、经济周期、信贷周期和资产价格周期产生了共振。就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来看，前者风险集中于次级抵押贷款，后者风险则囊括各种级别的抵押贷款、消费贷款以及企业贷款。
　　对权益市场投资者来说，目前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于2008年的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而是被称为“资本风险”。资本风险的起因可分解为三项：信贷成本、信贷损失与资产减记、去杠杆压力与监管压力。
　　第一，信贷成本。2008年四季度，美国银行业坏账折年率为1.91%，为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信贷损失进一步扩大，作为核心资产的房地产价格、消费者信用卡违约率上升，以及各种不良资产率高企，预计信贷成本还可能上升25%-50%。这一估计并不夸张，我们看到美国FDIC保险的银行信贷成本在2008年上升至1742亿美元，是2007年692亿美元的近2倍。
　　信贷损失与信贷成本上升必然需要增加资本。据美国分析师测算，美国银行业的净资产可能需要增加17%-33%，其中上市银行可能需要210亿到410亿美元的新增资本。
　　第二，信贷损失与资产减记。对非证券化的信贷资产而言，最大风险仍来自于房地产市场，除极严重的抵押贷款违约率外，新的违约风险也在广泛出现，体现在房地产建设开发贷款、信用卡消费贷款与中小企业贷款。至于证券化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则主要来自于信用卡应收账款与家庭抵押贷款。
　　根据IMF预计，全球信贷损失与资产减记规模共计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已经暴露规模为8104亿美元，待暴露规模可能在2000亿美元以上。对美国银行来说，则可能尚存1000亿美元的信贷损失与资产减记没有暴露。
　　但IMF一直在不断调高其预计规模，从最初的5000亿美元到去年10月的1.4万亿美元，再到如今的2万亿美元。当下一眼望去，信贷违约率与坏账率在快速攀升，核心资产价格在加速下跌。因此，我们谨慎怀疑，IMF当前的预计仍偏乐观。
　　就美国来看，在FDIC担保银行中，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违约90天以上的贷款与融资租赁总额达到2307亿美元，较第三季度上升了441亿美元。违约90天以上的贷款占到了信贷总额的2.93%，为1992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90天以上的房地产建设开发贷款违约率达到了8.51%，家庭抵押贷款为4.64%，信用卡贷款为2.73%，分别列于前三甲。
　　房地产建设开发贷款的坏账恶化也是最严重的，2008年第四季度为61亿美元，同比上升了448.1%。此外，家庭抵押贷款为46亿美元，工商业贷款为30亿美元，信用卡贷款为25亿美元。
　　无疑，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最大，但最初始于家庭抵押贷款与房屋净值贷款违约，如今房地产建设开发贷款与商业地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与坏账率却愈发后来居上。据FDIC数据显示，房地产担保的相关贷款约4.7万亿美元，家庭抵押贷款占25.87%，房屋净值贷款则占8.48%，房地产建设开发贷款占7.52%，商业地产抵押贷款占13.54%。
　　此外，作为证券化产品核心资产的消费者信用卡贷款，虽然它仅占贷款组合的5%（约4440亿美元），但其占比达到了20.89%（核心资产总额为1.91万亿美元），约3993亿美元，影响较大。而且，信用卡贷款坏账率达到了6.4%，远高于抵押贷款坏账率与信用暴露额。
　　根据IMF预测，由于证券化产品资产减值，银行所持有的结构化产品（包括ABS、ABS CDOs、PRIME MBS、CMBS、消费者ABS、高评级公司债、垃圾债、CLOs等）还将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
　　对此，美国有分析师进行敏感性分析表明，信贷损失与资产减值使得银行新增资本需求额约达500亿美元以上。
　　第三，去杠杆压力与监管压力。压力测试假定的宏观变量冲击，同样会带来新的资本需求。银行可能会出售资产和削减股利来去杠杆，以满足监管压力。这需要新增的资本暂时还难以测算。
　　但总体来看，银行需要新增的资本可能达到700亿~1000亿美元，与此前政府提供的1300亿美元几乎相等。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能会从很多银行的小股东变成大股东，银行国有化也就更多了。

　　国家资本无可避免

    增加资本来救银行，应该是准确的路径。相反，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来购买有毒资产，反倒可能造成资金的巨大浪费与无效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化解之策都有包括建立资产管理公司（AMCs）来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前的确有效果，但如今金融危机冲击巨大，AMC的资金可能无法购买足够多的不良资产，只能是杯水车薪，也就无法满足金融机构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资本需求。
　　日本金融危机就有例子。1992年~2005年期间，日本曾分别成立过5家这类资产管理公司，最终无功而返。
　　当前，美国通过增加资本，将银行债务与风险转移到政府名下。2008年以来，家庭部门与金融体系作为核心资产部门，负债增速快速下降，而政府债务增速却快速增加，2008年第三季度甚至到达39.2%。
　　这一策略倾向于保护核心资产，是美国政府从财政刺激计划、金融稳定计划到抵押贷款纾困计划一以贯之的思路。在这场危机中，私人资本基本被灭得所剩无几，只剩下国家资本孤军奋战。国家为了拯救就业与经济，不得不通过以对债务“乾坤大挪移”的方式来修复。
　　那么，为什么使用效率较高的资本补充方式与债务转移的路径，反而无法得到市场认同呢？
　　归根结底在于，国家资本的使用效率与边际收益率无法与私人资本媲美，还可能拖累私人资本的投资效益。私人资本当然不愿意与之共舞，而更倾向于抛售头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