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4月27日 09:37 |
作者： |
孙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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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IIE）的创始人及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话题围绕人民币汇率政策、中美贸易失衡、通胀等问题。对于人民币，他认为以目前中国的贸易体量，有必要钉住美元，同时他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应该升值17%。
人民币有效汇率应再升17%
第一财经日报：在2011年中国发展论坛上，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提出，中国99%的贸易盈余总额来自美国，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都已经是逆差状态，他认为中美贸易结构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之一。美国则将中美贸易失衡归咎于中国，你怎么看？
Williamson：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盈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中国的确存在一个巨额贸易盈余，这个盈余规模太大了，但我并不认为中国对美贸易存在顺差是件坏事。其实，中国对美贸易存在顺差也是必然的，即便人民币重估，中国顺差也还是存在的。美国有些人将其对华贸易赤字归咎于中国，其实有些是出于妒忌心理，他们对于中国存在的巨额贸易盈余是有些嫉羡的。
日报：之前与你沟通过程中，你表示人民币应该重估，如果是升值的话，在你看来要升多少是合理的？
Williamson：本应该避免说数字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应该再提升17%。
日报：那由此带来的热钱怎么处理呢？你在著作当中也提到了热钱的流入与流出给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
Williamson：热钱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对一国货币的升值预期导致的，如果实际升值了就没有热钱的流入了，应该应对的是热钱的大规模流出。
日报：如何应对？
Williamson：中国央行在应对热钱流入方面非常有经验，做得也很好，而且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些都可以用来管理热钱出逃所带来的冲击。管理热钱对中国并不是挑战，也不是人民币重估的障碍；当然对于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确实需要采取措施避免热钱带来的冲击。
日报：其实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政府还面临国内的压力，比如说影响出口，进而影响就业；引申出来的一个对比就是《广场协议》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你怎么看？
Williamson：相反，我认为人民币升值还会增加就业，只不过，就业可能从传统的出口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使投资转向服务业，因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同样的投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人民币升值可以扩大中国内需，从而带动就业，进而弥补因为出口受到影响所带来的就业降低问题，从长远来看，会促进就业。
至于《广场协议》和人民币重估，并不具有可比性。有人认为《广场协议》给日本带来的是“失去的十年”。但有个事实是，日本失去的十年是在广场协议签订5年之后开始的，在我看来，“失去的十年”主要原因应该归咎于日本的银行体系。
通胀与刺激计划相关
日报：你说人民币适当升值能够缓解我国当前的通胀压力，但如果升值预期诱发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就会进一步加大物价上涨的压力。
Williamson：引起资本流入、进一步引发物价上涨的是升值预期，而非升值本身。理论上讲，本币升值具有通货紧缩效应。同时，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贸易顺差降低，还可以减轻外汇占款压力，减少“输入型流动性”。
此外，由于短期内实际工资相对提高，当实际工资水平经过调整后回到初始水平时，生产成本降低，这样本币升值最终导致物价水平的持久性下降。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美元针对他国货币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执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所以相对而言，人民币汇率实际是降低了。所以如果人民币能够适度重估，对于管理当前的通胀是非常有效的。
日报：当前这一轮范围广泛的通胀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是2008年以来主要经济体采取的刺激计划造成的吗？
Williamson：直接原因就是需求过多，需求的增长超出了生产增长的幅度造成供不应求，自然产生通胀，而各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采取的经济刺激对当前通胀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那时注入了很多的流动性，现在表现出来，所以肯定与刺激计划相关，但各国产生通胀的原因也存在差异性。比如中国，尽管存在美元贬值，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外部因素，存在输入型通胀的问题，但我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也是当前通胀压力的一个来源之一；而巴西，它的通胀是与巴西去年的大选相关的。
日报：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促进通胀的原因吧？
Williamson：当然这个政策对于缓解通胀无益，我自己也不赞成，因为这造成了美元针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而且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一些国家而言的确是输入型通胀。但我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所以应该不会有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了。之所以采取这项政策，其实是美国对国内就业问题太过担忧，因为美国工会的势力对政治的影响很大，而且还有选民，所以他们会采取一切可以刺激就业的方式，这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考虑，毕竟美国政府代表美国人的利益，他们在采取这项政策的时候也不是把自己放在世界货币体系核心的位置来考虑的。
日报：针对当前的通胀，各国央行都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比如中国就已经加息多次，你怎么看？
Williamson：加息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紧缩流动性、抗击通胀的一个传统手段，对于中国而言，在坚持人民币不重估的情况下抗击通胀，尽管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说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斗争，可能在这些过程的实施当中，有效地打击一些投机行为，挤掉一些市场泡沫，但对于通胀而言，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人民币成主要货币是大势所趋
日报：说到人民币升值，你对中国的汇率机制怎么看？
Williamson：有人把这种汇率机制称为“钉住一个货币篮子”的浮动汇率政策，但我更愿意用我创造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爬行钉住汇率机制“crawling peg system”。因为这是一个基于美元的钉住机制，货币篮子里美元占比98%，这不能严格称为“货币篮子”，这对中国是有益的。其实关键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汇率的实际水平。不过像中国这样一个对外贸易量巨大的国家，的确有必要采取一个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日报：你2005年曾写过一本书关于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应该采取一个货币篮子，这个篮子里边有哪些货币呢？
Williamson：应该包括西方几个主要的币种，比如美元、欧元，至于日元，你可以选择放到篮子里边，也可以选择将日元钉住这个篮子。人民币汇率就可以钉住这个货币篮子进行浮动，这样可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因为人民币现在还不是世界货币，不能实现自由兑换，所以人民币当然不在篮子内部，如果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到一定时刻人民币也是可以放在这个货币篮子里。
日报：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你有何预期和评价？
Williamson：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是大势所趋，不管从中国经济总量还是从中国的经济前景而言都如此。但是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距离成为世界货币还有一段距离，最起码5~10年内难以实现。一旦实现自由兑换，中国央行或者说中国政府管理人民币的难度将大幅提升，我不认为央行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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