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潘功胜（现任央行副行长）的《大行蝶变——中国大型银行复兴之路》，颇多感慨。十年前，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估计基本在35%～40%，媒体都说“中国的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而十年后，按2012年12月31日收市时汇率综合报价折算，全球前十大上市银行中国已占四席，工行、建行市值位列前两位。

　　改革创造了“蝶变奇迹”。回顾银行业改革，曾有一个争论，应该通过加强管理还是应该通过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来解决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要先抓管理，通过一段时间的效益积累，再进行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机构的问题不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还有着更为本质的机制问题。国企像政府机关，是“准官僚体制”，国有商业银行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存在明显的行政级别制度和严重的“官本位”，银行负责人的决策权也受到一定限制，缺乏市场化经营。如果仅靠加强管理，改革时间会拖得很长。

　　中国央行2003年前后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构成进行过一次调查。具体看，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约30％是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导致的；约30％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是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致；约有10％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包括军工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总的来看，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不良贷款在整个不良贷款中占比20％，并不算高。

　　因此，改革首先是政府要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让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贷款；同时果断清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企业标准和对公司治理的指引，强化监督，建立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2003年后，中国按照核销已实际损失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发行上市的财务重组“四步曲”方案，全面推动大行的体制机制改革。

　　银行业改革成功的关键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彻底打破“准官僚体制”，建立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段历史的经验，对于深化今天的国企改革，仍然大有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