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着重谈到了民间投资乏力的问题，要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放宽准入，打造公平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

　　毋庸讳言，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市场化进程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有关部门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民营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超过60%，民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过60%，民营经济为全社会创造就业岗位占到80%以上。未来有活力的中国经济，一定是一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在绝大多数市场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格局。

　　应该说，“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不好”不是新话题了，此次总理拿出很多时间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并派出督查组，说明当前中国民间投资低迷、活力不够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要求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实际举措了。由于民间投资不同于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指令性的行政政策对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效率并不明显，选择派专项督查组对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是政府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了民间投资低迷的严峻局面。2016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7%，增速比1-2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7%，比去年同期降低3个百分点，呈持续下滑状态。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62.0%，比2015年同期降低3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降低2.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大幅落后于整体投资增速，这是近几年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为什么民间投资出现如此剧烈的回落？一种解释是，这显示中国经济一季度超预期企稳回升背后的真相：实际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投放，搭配大规模由国有企业做主导的基建项目，稳住了不断承压的实体经济。比如，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发力的财政政策，重点集中在大型基建项目，而基建项目由于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历来都不是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中国的基建投资主要还是国企主导。民间投资较为集中在制造业领域，面临利润下滑、去产能、去库存的压力，整体属于收缩调整期，再加上不断爆发的债务违约、破产倒闭的案例，导致可供民间资本投资的价值标的不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2015年以来新一轮经济不景气周期到来，虽然不少国有企业也遭遇经营困境，但中国的“国进民退”却再次加速，形成新一轮的经济资源向国有经济大规模集中。过去，民间投资要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从去年的10%大幅回落至5.7%，几乎腰斩了。这意味着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增速要超过20%，才能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事实也确实如此，一季度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上升至23%，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34%，民间投资的占比则降至62%，呈现国进民退态势。再看一下民间投资的区域分布，东部地区的投资占比要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投资占比之和，说明民间投资还是市场化导向，注重投资回报率，而国企和政府的投资导向似乎主要是为了稳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结构失衡恶化的背景下，虽然基础设施投资由原来的各级政府一肩承担，转变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承担（PPP），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灵活性，但由于本质上依然是政府在决定投资方向而非市场，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并未改观。近年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不过在推进PPP项目的现实中，真正的资本到位率依然偏低，距离“政府+社会资本”的模式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首先，许多PPP项目，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央企合作，并没有完全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民营机构参与其中往往会受到高净资产要求等方面的制约，金融机构成立基金参与PPP项目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央企。其次，目前中国PPP项目的回报率仅在6%左右，这给项目落地增加了难度。市场化不足，大量的PPP项目通过合同双方磋商决定，而不是由资本市场定价，无法保证资金的利得空间进而降低了民营机构的积极性。此外，缺乏产权和法律保障以及完善的退出机制，使得社会资本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经营预期，影响了资本的参与热情。此外，大量资金投入到政府主导的大型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中，将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难以解决，甚至造成“挤出效应”，进而恶化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条件。

　　在民资生态环境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境况下，引入民间投资谈何容易。李克强总理列举了民营企业在地方受到不公对待的一些现象，并且表示，尽管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没有完全落到实处，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他强调各地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同时优化服务，金融机构要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各项政策对国企和民企要“一视同仁”，并要求国务院督查组尽快拿出针对民间资本投资的修改意见，形成积极引导信心和预期、推动经济向好的政策硬举措。

　　要解决民企生存环境的问题，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引起足够重视：

　　一是大刀阔斧地推进国企改革，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企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切实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切实推行积极的市场化的产业政策，让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市政、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以填补国有企业的投资短板，改善项目建设和运营体制，提高质量和效率。

　　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唯有结构性减税和加大转移支付，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和环保投资，以及基础性技术支撑体系和创新科技的发展，以提高民营企业抵御全球经济放缓的能力，才能增进就业，真正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扩大内需推动起来。但在现有的投融资体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很可能继续增强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加大对民营市场的挤出效应。

　　三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把倾向于国企的投资体制转向于重效益的市场化投资体制。中国近几年的投融资体制建设，实际上取得进展的只有融资体制，倾向国有企业的投资体制依然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变，致使国企获取了财政和银行的绝大多数资源的支持。

　　四是不论国家法律法规还是银行业都应该减少对民企的各种歧视。如果没有公平的法律法规环境，如果不能平等地对待各种市场主体，民营经济要崛起就无从谈起。如果不真正转变对民企的歧视，各类支持民企的政策恐怕也很难得到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