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突出，尽快形成“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至关重要。
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的改革攻坚
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客观把握全面转型的大趋势，抓住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化解风险和危机为导向，形成未来3-5年改革攻坚的行动路线。
1.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
(1)经济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例如：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内生增长动力远未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产能过剩呈现全面性、长期性的突出特点。
(2)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如果说前一阶段投资拉动增长还有战略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在欧美等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呈现中长期趋势、国内产能过剩的今天，回旋余地已大大缩小。在这种形势下，继续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会导致投资边际效益下降，还会加大产能过剩的危机。出路在于：增强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释放服务业需求的巨大潜力；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与改革。
(3)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刺激拉动增长难以为继。过去长期实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以追求G D P增长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成为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根源以及政府债务风险加大的重要因素。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扩大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
2.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
(1)利益关系失衡日益突出，社会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问题突出。贫富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一些企业为追逐利润而造假，威胁到食品、药品安全，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注。
(2)社会转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20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加了10倍，其中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80%以上。这种利益矛盾的群体冲突协调不好，将激化其它社会矛盾，并使社会冲突有所升级，甚至成为局部性、全局性危机的导火索。
(3)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按有关分析，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3%左右。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是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增多的特定因素。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3.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
(1)腐败正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相比于其它经济社会矛盾，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酶”，容易把“低级别、低烈度”的利益冲突催化为“高级别、高烈度”的社会危机。
(2)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在“增长主义”倾向下，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官员拥有的权力，与转型时期政府掌控重要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突出的体制机制性腐败，成为治理转型的难点和重点。
(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现实生活来看，腐败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权力运行缺乏严格有效的体制机制约束。治理转型，就是要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
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关键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形成以拉动消费支撑7%-8%中速增长的体制格局。
4.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
建议1-2年内，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2-3年内，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
5.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1)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金融资源。建议1-2年内，在稳定存款利率的同时尽快放开贷款利率下限；2-3年，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为重点，逐步放开存款利率；5年左右，基本实现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2)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议1-2年内，重点改革外汇市场交易机制，减少行政干预；2-3年内进一步放宽汇率浮动空间，将汇率弹性提高1-2倍，引导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双向预期和双向波动；未来5年，基本取消结售汇及其他外汇管制措施。
(3)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拓展人民币使用的地域范围；推进在岸市场开放与离岸市场培育，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